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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论南亚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历史依据与现实可能性 ——以中国与印度的历史和现实为主探讨

          随着习近平总书记“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推进,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也随之跟进、日益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灵魂,被视为中国共产党人向世界提供的“中国智慧”,越来越多地被世界各国人民所接受,受到各国的赞同和欢迎。几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事实上根据世界各地的不同特点,形成了一个具有内在逻辑建构体系的层级结构。(见本人2018年6月在云南中国南亚—东南亚论坛上的发言,中国社会科学网的报道。)而南亚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就是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层级建构体系中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作为面向南亚的重要出发点的西藏,如何认识南亚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它有无基础?它的现实根据是什么?它应如何建构?以及它应解决哪些问题,就是我们应认真梳理和回答的任务。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理念与南亚各国历史文化的契合

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党的十八大以来已有100多次针对不同对象的阐述,概括起来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个命运共同体的内涵概括,不仅继承了人类历史上中外所有希望和平发展的思想,而且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高度一致,是全球治理的共商、共建、共享的核心理念。它超越消极意义上的“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形成积极意义上的“命运相连,休戚与共”,这就不仅是在物质层面,还是在制度层面、精神层面上求同存异、求同化异,塑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新身份;开创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人类新文明。

关于命运共同体,已有不少学者给予不少定义。笔者认为,命运共同体,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可以将“命”与“运”分开考察比较容易理解。“命”,就是使命,可以看作是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一定历史时期所处的环境、位置不同,产生出不同的任务的一种概括,它是相对不变的、稳定的。王义桅教授把它概括为特定民族和国家的“身份”,如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以及欠发达国家。“运”,指如何实现这个“使命”?如何改变这个身份?采取什么想的方式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运”是手段,是为“命”这个目标任务服务的。从时间的角度上看,“命”及其“运”,实现这种目标与任务,是一个不短的过程。这种使命是既定的,是不变的。但“运”的方式则是可以改变的。因为“运”是具体方式,是可以选择的,因而这里就有正确与错误,具体说可以有战争或暴力方式的选择,也可以是和平方式、温和方式的选择’;也有快速与慢速的区分。“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指在相同的历史时期,具有相同身份的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可能结成的组织形式,去完成相类似的、必须完成的任务和目标。而且这种使命、任务不仅共同、相似,而且必须团结在一起才能够完成,必须采取相对正确的方式、方法去实现诸如工业化、现代化的民族复兴任务,如必须在和平的愿景和环境下,必须是互惠、互利的方式下实现。这里当然也就会产生许多硬约束,必须有其硬条件,如丰富的信息、便捷的运输方式、畅通的道路、、相似的政策方针、有足够数量的人才、较为充足的资源、广泛的民意基础、相对充裕的交换等价物,较为相似的认识即共识、等等。这就是共同体。具体来说,中国共产党人将她划分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生态文明共同体、也有人将她进一步划分为文化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等。人类长久以来,以创造了不少这种条件,特别近代以来随着航海地理大发现、工业化、科学技术的进步,全世界人类的联系与交往越来越密切,所谓的全球化的到来,一体化的期望值越来越明显,这种共同的愿景也越来越清晰,这就是中国提出的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核心的共同体理念的国际大基础。仔细分析可以看出,这种共同体的理念,不仅需要有经济上的需求,而且是建立在广泛的历史、文化认知之上的一种基因驱动。这种文化基因驱动在全世界的国家当中都广泛存在,因而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支持和理解,而在亚洲,特别是在南亚国家中这种广泛认同的基因驱动显得尤为明显。

二、建立南亚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依据和文化优势

众所周知,南亚国家,特别是与中国西藏接壤的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不仅有与中国相接壤的地缘、地理之便,更有与中国西藏相似的人文、历史、宗教文化渊源。这种历史文化与地缘之便,在传统的国际理论里又有被认为是彼此矛盾对抗的基础条件,是国际交往的不利因素之一,谈不上共同体,更谈不上“命运相连相通”了。我们也承认,事实上在传统社会和历史记忆中,这些都是导致对抗甚至战争的基本因素。然而,在经济全球化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仔细分析中国西藏与南亚各国,这一切又可能变成彼此命运相连,建立具有特殊使命的命运共同体的有利条件,或者更为具体说,是建立命运共同体的最直接的依据与条件。

第一,中国西藏与南亚、印度等国,同属环喜马拉雅的地缘圈国家。这是建立共同体、发展互联互通的地理基础。虽然说,在现代科技条件下,远隔重洋的国家也可以互联互通、建立共同体一道发展,但与具有紧密相连的陆上联系的邻国来说,他还是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即地理便利之差。中国与南亚重要国家,处在喜马拉雅山的南北两侧,特殊的地理环境,奠定了建立命运共同体各个层面的深厚基础。

第二,中国西藏与南亚同属喜马拉雅文明圈,同属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的划分上,以中国、印度为核心的古代东方文明曾经长期处于人类文明的顶峰,是人类文明的明珠。古代东方文明其独特的宗教——如佛教文化,和科技水平,是与古罗马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并肩而立的古老文明,曾经为人类提供了“四大文明”与所谓的“阿拉伯数字”(实则印度数字)。为人类近现代文明启蒙提供了基础。

第三,中国和南亚印度有相同的传统思维和叙事方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胡任胜提出相同的传统思维,这主要是指直觉思维、整体性、综合性思维,与主张天人合一、和、合为特征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正因为如此,王义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一种“和合文化”的体现,是当今国际社会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

第四,中国和南亚大国印度又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文明型国家。

复旦大学著名学者张维为教授为了把中国的前景讲清楚,把世界的趋势和未来讲明白,在2017年5月出版的《文明型国家》这本书里,把“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融为一体,认为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而且他通过分析文明型国家的特征、制度、模式、理念,提出了“文明型国家”的“八大特征”,这就是:“超大型的人口,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当然,张维为还概括了“中国模式”的“八大特点”,“中国影响世界的八大理念”。

张维为提出这一文明型国家理念也逐渐被西方学者所关注。《美国金融时报》网站2019年3月4日发表该报首席外交事务评论员吉迪恩·拉赫曼的文章《中国、印度和“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一文。文章认为,19世纪普及了“民族国家”的概念。21世纪可能是“文明型国家的世纪”。作者还给出了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定义:文明型国家指的是一个国家宣称不仅代表某块具有历史性的疆域,或某个语言或族群,而是代表独特的文明。这一观念在中国、印度、俄罗斯、土耳其甚至美国等形形色色的国家越来越为人们接受。

正如吉迪恩·拉赫曼所指出的那样,仔细分析张维为的“文明型国家”八大特征,应该说印度也基本符合这八大特征的主要几点。因此,也正如有的教授指出的那样,印度也是一个“文明型国家”,虽然它的文明型国家的模式、理念与我们中国不完全一样,但主要方面是相同的。比如,超大型的人口,印度现已达13亿人口;超广阔的疆域国土,印度是南亚印度半岛最大的国家,国土面积298万平方公里;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虽然它的文化遭到外来入侵而且中断过,但文明的内容是保存至今的;超深厚的文化积淀,它是当之无愧的,它不仅为人类提供了阿拉伯数字,也提供了天文、历算、音乐、舞蹈、医药等诸多方面的贡献,至今印度的瑜伽仍然风靡全球,成为各国争相学习的古老养生生活智慧。独特的语言,就更不用说,它本身就有600多种语言。通用英语、印地语,这也是它奔向现代化的优势之一。独特的社会——神学社会与现代民主社会的混合体,最近进行的这次大选,9亿选民花费72亿美元,几十个党派参与角逐。独特的经济,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经济体,但也是比较落后的经济体,既是“世界办公室”,又是“茅草屋加牛车”遍地都是的发展中国家。因此,不论印度有多少妨碍现代化的不足和因素,但从整体上来说,印度和中国一样,是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文明型国家,是中国奔向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具有很大相似性的伴侣,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天然伙伴。

第五,中国和南亚——印度及各国有着相同的历史遭遇,有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基础和共同实践,又面临着相同的历史任务。

南亚命运共同体建设,除了以上相似的共同的东方文明类属等因素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背景,这就是印度和中国在现代历史上都是西方文明进化的受害者。众所周知,印度在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的二百多年里,被英国殖民,受到英国的残酷剥削,丧失民族自主能力。而中国,自十九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后,就陷入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中印两个亚洲大国,共同的遭遇,也是今天共同体建设的历史基础。两国相继在20世纪中期的1947年和1949年独立,在建国初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两国互相支持,在国际问题上共同发声。1954年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至今仍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和原则,也可以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先声和典型例证。它同今天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是相通的,是南亚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共同实践基础。

三、中国-印度-南亚-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依据

中国和南亚各国,尤其是印度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基础,更重要的是有两国及南亚各国,都面临着相同的现实任务,即共同的历史使命,具有相似的身份。这些任务、使命、身份迫使我们共商、共建、共享、共同发展,以此解决两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生存与发展的重任。

首先,中国和南亚各国都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历史任务。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将近14亿人口,改革开放40年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但仍未完成现代化,包括实现全面小康,彻底消除绝对贫困人口。印度也一样,甚至任务更重,印度作为世界大国,人口已达13亿2千万人,其中,青壮年人口总数约为8亿,劳动力大军的平均年龄为27岁,35的适龄劳动力约占65%30%以上是19—25岁的就业人口。这意味着印度政府每年需要新创造1000万至1200万就业岗位满足需求,而至今,印度约30%大约2.5亿青年人属于未就业未受教育未培训“三非”人口。而印度的基础设施、教育、减贫任务更大,印度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比较滞后,农村人口占印度总人口的比重仍达60%,而且这些农村劳动力中有30%左右的人口是文盲,而妇女的文盲率更是高达40%。而这一切就决定了中印两国政治领导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增强合作及共同消除贫困及现代化,工业化任务以及对国际上一系列的挑战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迫切和繁重。这正如印度尼赫鲁大学教授斯瓦兰·辛格SwaranSingh在《环球时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中国和印度未来的重点已经转向消除特困人口,通过“厕所革命”、“养老”、“环境保护”等倡议,创建一个个“美丽乡村”,使其达到城市基础设施的水准,缓解流动人口给城市中心带造成的压力

第二,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中印两国在国际上也面临超级大国的欺凌和欺诈,即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威胁。中印两国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有共同的利益,需共同维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面临百年不遇之大变局,这个变局实际上就是以美国和西方为主的旧秩序,面临以中国、俄罗斯、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崛起的挑战,即BRICS——金砖国家的挑战。美国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打着“美国优先”的旗号“退群”、打贸易战、提高关税,表面上拉拢印度,组织“四国联盟”,搞“亚太战略”,但正如印度驻华大使唐勇胜接见记者所说,我们把“印太战略”,更多的看成是一个概念,而非一个战略,并且不针对任何其他国家。印度总理莫迪也宣布了基于印太合作的愿景,这与美国基于遏制提出的印太战略大相经庭。

事实上,美国一边拉拢印度搞“印太战略”,但一边却对印度输美产品和中国一样,加征高附加税。这是中国与南亚印度可以也应该搞命运共同体的实际例证。只有中印团结起来,才能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何况美国的单边主义,贸易保护有愈演愈烈之势。

第三,从全球战略目标上来说,中印两国也有重合的地方。这就是两国都面对着国内稳定,反恐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以及分离主义、民粹主义、极端势力威胁。事实上,中印两国现在都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面临共同的维护东亚、南亚安全稳定的任务,这正是命运共同体的具体任务之一。正如俄罗斯专家指出的那样,上海合作组织可以完成这一使命,印度、巴基斯坦都可以在这个合作框架行动,完成共同的目的,这不正是共同体吗?

第四,南亚国家及中印面临共同的机遇和挑战,是构建南亚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推动力

中国驻印度孟买总领事刘友法撰文指出,中印在全球层面上面临六大机遇,这就是:市场层面的机遇,全球历史上的第一次欧亚市场的融合中心向东转移的趋势;其二,从消费层面上说,中印两国的中产阶级数量庞大;(中国的中产阶级按照成人人口人均5万——50万美元标准计算,2017年底已达2.04亿。印度标准不一,按美国人的计算大约1.75亿的数字)第三,从制造层面上说,欧亚大陆贡献了全球60%的产能;第四,从技术层面上,中印新兴技术快速发展;第五,人力资本层面上,中印高素质人才占全球的2/3左右;第六,从全球治理层面上说,中印两国发挥着重大作用。与此同时,中印之间也面临着挑战:这就是:一,很多国家罔顾国际规划;二,布雷顿森林体系衰败,世界金融在变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步伐放慢,现存规则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印的发展;三,全球供应链的挑战;四,全球气候变暖的挑战;五,全球科技的挑战,在全球26个科技前沿中美国占了24个,这一切都说明,中印必须携起手来,共同应对挑战,即走互联互助、互帮互扶的共同体之路。

第五,南亚各国,尤其是印度有独立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传统。印度作为20世纪50年代后的不结盟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在其建国后的几十年中基本上保持了自主独立的外交风格,并力求寻找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发展路子。在此当中,也基本上选择了一条联合世界上主张正义公道的民主民族国家,共同发展的路子。印度也曾长期保持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方式,力求摆脱贫困,共同发展。

四、中国——南亚共同体建设中,必须注意克服的几个问题

如上所述,在构建南亚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印度等南亚国家不仅存在外部——来自全球的挑战,也应承认,中国与南亚国家,尤其是中印之间也存在不少结构性矛盾,例如边界问题就是典型。由此而来的是,中印之间的政治互信不足,产业结构的部分雷同等,都是干扰中国和南亚主要是印度构建命运共同体不可忽视的因素。虽然印度支持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并担任将该行总部设在北京的理事会理事、副行长,但直至今天,印度还没有正式表态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也不参加2019年4月25日——27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而且印度也对中国同南亚其他国家,如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孟加拉的投资合作心存芥蒂,抱有敌意或反对态度。比较典型的是印度对中巴经济走廊的杯葛。对中国与斯里兰卡合作的焦虑。事实上,在国际战略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美国霸权心态充分暴露的情况下,印度仍然与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有不少战略层面的往来。这一切都必须是中国与印度在构建南亚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必须加以注意的问题。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正面宣传引导,以事实为基础说话,坚持求同存异、共谋发展、耐心等待、不急不躁的方法,先易后难、逐步推进的方针,努力推动共同体建设的进程。

首先,努力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的共同认知度。“一带一路”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以来,虽然已写入联合国的多个决议文本,但国际反动势力从来也没有放弃对它的污蔑和攻击。什么“债务陷阱论”、“地缘政治陷阱”等不一而足,这就要求我们始终不渝宣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不是简单的如同苏联时期的“共同市场”,也不完全是等同于“共产主义”理想社会模式,虽然我们不否认他们之间的思想脉络和影响,但“共同体”是基于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过程中出现强权政治、不公平、武力干涉、贫富分化、南北差距拉大、基础实施落后的现象,是基于全球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而提出的破解方略,而不是社会政治模式与理想理念的推广。因此,我们应大力宣传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平等的共同体、和平的共同体、繁荣的共同体、文明的共同体、绿色的共同体。

在南亚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中,要始终坚持2018年5月,习近平主席与莫迪武汉会晤达成的共识.这就是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大旗,推动南亚命运共同体建设。也就是说,推动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坚持中印同为发展中大国和主要新兴市场国家,推动全球和平发展,稳定发展主要经济体和力量的定位,不断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第三,坚持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方针。中印之间,中国和南亚国家之间虽然有结构性矛盾,但不一定都是对抗型矛盾,完全可以通过平等协商解决。在此当中,坚决反对第三方介入干涉的行为,即违背中印两国长期奉行的不结盟原则发生。为此,要坚持2018年中尼印三国外长加德满都会晤提出的不脱轨、不对抗、不失控、的“三不原则”,她既是解决中印之间问题的指针,也是构建南亚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原则。

第四,正确认识竞争与对抗的关系。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市场化条件下,竞争是基本原则和常态化的方式。南亚命运共同体建设也必然遵循这一规律。问题的关键是不能把竞争看作或当作对抗,或发展为对抗,这是有重大区别的经济现象和范畴。总之,竞争常存,对抗可免。

第五,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先从生态命运共同体做起。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具体解释和实施中,始终坚持可以从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生态共同体等层次入手。也就是说,倒过来思考和实践——,从哲学的逻辑上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抽象,利益共同体等是具体;从实践和操作上说,从利益共同体等入手,是从具体到抽象。这是符合辨证法的实际过程,因而是可行的。中国与南亚命运共同体最有现实意义,最容易达成共识,最符合切身利益的就是生态共同体。因为中印两大文明与青藏高原上的喜马拉雅山有关。作为地球第三极,亚洲水塔,她是中印两国人民的生命之源,而目前的发展,在全球气候变暖,污染严重的情形下,中印及南亚国家如何合作,保护好环喜马拉雅的生态安全,涉及南亚30多亿人民的福祉。

第六,把地缘利益冲突,看成是地缘经济机遇。在南亚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要切实改变旧的地缘政治思维。如前所述,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点,就是利益共同体。中国与南亚国家尤其是印度在地缘上的接壤、边界上的分歧,在当今的时代条件下,完全可以改变为地缘经济的优势而加以发挥。在基础设施联通,网络互通的时代,这是完全可能的。南亚命运共同体,某种意义上就是地缘经济体,在地缘相近相接的基础上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这是当今世界各国方兴未艾的经济举措,中印及南亚国家,何乐而不为呢?所以中国始终倡导环喜马拉雅经济圈,或跨喜马拉雅经济带,都是为消除地缘消极影响,实现共同发展而提出的思路,理应得到南亚周边国家的响应。特别是印度,应排除“悲情诉求”,以近代殖民受害者与1962年冲突受害者的心理和中国搞u型包围圈对付印度的猜想来看待中国的一系列举措。中国应努力消除印度的疑虑,携手印度,实现南亚政治从地缘政治到地缘经济再到地缘文明的转变。

第七,中国——南亚共同体建设应以几个经济走廊为抓手扎实推进南亚命运共同体建设

毋容讳言,南亚大国印度对个别经济走廊有异议,但这总体上不应动摇我们加快中巴经济走廊,中缅经济走廊、中尼印经济合作走廊、中尼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中尼经济通道)、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决心和进程。最终以此为切入点,加快中国南亚命运共同体建设。

第八,尽力与印度发展规划与战略相对接

此外,中国政府也应主动与印度莫迪总理提出的“数字印度”战略,和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对接,以及印度提出的“季风计划”、“香料计划”于“一带一路”计划相连接。同时加快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同时探索中印在南亚各国和非洲及世界其他国家第三方合作,这方面有很大空间。

第九,中国——南亚命运共同体建设应与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为组织基础,加强联系,实现组织系统的对接。南亚区域合作联盟1985年成立以来,由于各种因素,作用发挥不够理想。中国应主动与这个组织的联系,推动南亚各国在共同愿景基础上加强合作,盘活经济,改善民生。此外,中国南亚命运共同体建设也可以借鉴《曼谷协定》的原则与精神,吸收尼泊尔等国参加,在减税的基础上共同发展。

除此之外,诸如共同防范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离政策等都是可以深入合作的课题,事实上,也正在深入合作,这不就是共同体建设吗?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已在路上,它将行之至远,必将克服一切困难,不断深化,并最终造福中国和南亚各国人民,并造福世界。我们对此有足够的信心和决心,中印两国及南亚各国人民携手一定会再现历史上文化广泛交流的辉煌景像。

 

 

  本文由牛治富教授参加南亚东南亚智库论坛(云南昆明,2019.6)时的发言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