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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中印关系应避免潜在恶性自我实现预言的风险

  近些年来,尤其是中印2017年洞朗对峙以来,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对中印关系的评价和看法可谓是议论纷纭,对中印关系的未来发展走向也是莫衷一是。国外有人鼓吹“中印冷战”、“中国战略遏制印度”。国内学界、军界也有“中印必有一战”、“印度挑衅中国”的说法。随着各路媒体的炒作和长期以来国内对印度的轻视,中印之间的矛盾和敌意被不断地放大,中印关系在2017年跌入了冰点,大有走向冲突的可能。这就使人想起社会学界一个著名的理论——自我实现预言理论。

该理论1958年由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提出,指的是开始时一个虚假的情境定义,由于它引发了新的行动,因而使原有的虚假的东西变成了真实。自我实验预言理论基于托马斯定理,即如果人们把情境界定为真实的,那么它们在结果上也就是真实的。在发展中,把这种自我实现预言理论又分为良性的自我预期理论和恶性的自我实现预期理论。良性的预期有可能自我实现良好的结果,恶性的预期往往会导致自我实现的危机。

回顾去年洞朗对峙事件,中印之间的互动行为及舆论反映,不难发现不少恶性自我实现的预言存在。除了上述预言外,印度国防部长阿伦·贾特利称,2017年的印度和1962年的印度是不同的。此前,印度陆军参谋长拉瓦特在接受亚洲国际新闻社采访时表示,印度在为“2.5线战争”做准备,就是应对中国、巴基斯坦和国内的安全威胁,随后他还表示印度必须时刻准备好“两线作战”(指与中国和巴基斯坦同时开战)。

除此之外,南亚各国也被媒体认为是中印的角力场。2018年1月,所谓尼泊尔“亲华派”总理奥利胜出,令印度感到不安;2月,马尔代夫进入“紧急状态”,印媒称,联合海洋观测站可能是印度政府面临的另一个安全挑战,马尔代夫反对派领导人声称该观测台也将提供军事应用,甚至可以作为潜艇停靠基地;2月斯里兰卡实施的地方选举中,所谓“亲华派”前总统拉贾帕克萨领导的政党取得压倒性胜利,让印度感到恐慌。

中国国内的舆论尤其是网络文章更是火力并发,其中也不乏再像1962年那样,教训印度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这些言论和观点,有的来自学界和媒体,个别的来自政府高官。这些言论都无形中增加了双边关系的紧张度,一定程度上激化双边矛盾,形成事实上的“恶性预期”。

印方则早就将中国当成假想敌,因此中国的任何行动都会被其认为是针对印度。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修路,被印度认为是严重的安全威胁,中国与巴基斯坦、尼泊尔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开展了各项合作,被其认为攫取印度的发展空间。在自我拟定的虚假情境下,引发了印度新的冒险行动,印度开启了一系列措施回应中国,“季风计划”、“亚非自由走廊”等浮出水面,中印之间的对抗似乎呈愈演愈烈之势。由于官方战略互信不足和民间信息沟通渠道不畅,致使虚假的情境逐渐变得更像真实。加上国际媒体炒作,尤其是西方媒体的恶意煽动,印度对华的焦虑感也逐渐增加,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自我实现预言理论能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圈也能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圈的理论,中印之间渐渐陷入了自我实现预言恶性循环圈的危险之中,差点儿将中印又一次推向热战的漩涡。

实际上,中印双方各界也有不少有识之士早就认识到,亚洲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容下中印两国同时崛起,龙象共舞可以实现。但是由于互联网、媒体、微信这种现代通信手段的炒作、放大,加上战略互信的缺失和零和思维的影响,中印双边关系出现了上述恶性自我实现预言的风险,尽管他是潜在的,必须引起中印双方的高度重视。为此,我们认为未来要在以下四个方面采取行动,尽可能规避这种潜在的风险。

首先,为彼此民众提供真实的情境。由于信息不通畅和学界一部分人的偏好所致,两国之间的认知程度有待提升。中国不少人对印度的印象大都停留在城市“脏乱差”、满地“贫民窟”、贫富差距过大和效率低下的负面印象中,国内的媒体报道往往刻意增大中印之间的差距,选择性的报道印度的负面消息。同时,印度的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往往也更偏向负面态度,这里既有印度自身的认识,也有西方的过意歪曲,这些报道也往往会被中国人当成是印度政府的态度。无法正视彼此的发展和进步,无法为对方提供真实可靠地信息,就无法了解对方真实的想法和现状。因此,彼此之间基于真实的情境提供可靠的信息,真诚的进行信息沟通,消除偏见和误会,是规避潜在的恶性自我实现预言风险的基础。

其次,彼此释放善意的举动。近期印度驻华大使班浩然在专访中呼吁,中印两国应该“坦诚以待”,缓解紧张局势,避免去年的“洞朗危机”再度上演,并表示视中国崛起为对印度的鼓励,而非竞争对手。实际上,中印双方也不断做出一些改善关系的举动。2017年12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新德里出席中俄印外长第十五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外长斯瓦拉吉时表示,中印关系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两国之间最重要的还是要真正培育起相互信任。印方也认为,印中之间的共同点远远大于分歧,两国应加强战略沟通,增进战略互信,绝不能让分歧演变成争端,争端演变成冲突。2018年2月,印度内阁秘书要求高级部长和政治领导人不得参加纪念达赖喇嘛“流亡”60周年活动。这些举动都释放出种种善意,有助于自我实现预言朝良性循环的圈发展。人们在情境中对行为进行评估,又在行为中建构新的情境,反复的建构过程中,信任不断的增加,就形成了规避潜在的恶性自我实现预言风险的途径。

再次,加强两国高层之间密切沟通。沟通是减少战略误判和增强战略互信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战略互信不足往往基于不信任而导致战略误判,长此以往难免会出现恶性自我实现预言风险。中印的发展战略都应把对方视为长远的战略合作伙伴和朋友,而非对手。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印两国要坚持双方互为发展机遇、互不构成威胁,双方都应坚持这一基本判断。和平相处、合作共赢是中印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2018年3月1日,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通电话时表示,中方愿意在两国关系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和国际地区形势加强沟通,以增进两国政治互信,为两国关系发展提供重要指导,不断提升两国关系发展水平。莫迪也表示,印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双边关系,加强在国际事务中协调合作,推动印中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取得更大进展,推动世界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政治互信和军事互信的逐步建立,可以减少相互猜忌和消耗,有利于妥善管控分歧。减少战略误判是规避恶性自我实现预言风险的主要基础和手段。只有双方逐步增强战略互信,深化现有的合作基础,妥善处理分歧,最终实现互利共赢、和平发展。

最后,共同努力拓宽双方交流渠道。学者与智库等是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力量,是实现民心相通的重要桥梁。双方通过第二轨道外交和民间外交等多种方式,积极开展互访交流活动,前往对象国寻找第一手资料,努力拓宽信息交流渠道,为中印双方学界、媒体界等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为国家制定政策和战略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为两国共同发展营造友好、和谐、善意的国际氛围,为两国实现“龙象共舞”、合作共赢提供最持久稳定的保障。

 

 

本文由牛治富、刘星君参加2018-2019年南亚形势研讨会(四川成都,2018.11)时的发言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