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十年，将是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10年，将是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的十年，将是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的十年，国际社会再次来到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这就是“大变局”的理论。有的学者认为，这里的一个核心要素即准确定位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个“大变局”的论述，实际上揭示了当今世界的结构性矛盾的产生及变化的趋势。这个“大变局”所揭示的未来10年的全球的矛盾与挑战，不仅适应于中国与当今世界的头号大国——美国的关系。也适运于中国与印度这个南亚大国，也就是说在大变局下，新旧动能的转化，国际格局力量对比和演变，全球治理体系的重新塑造在中印之间也存在。能否说，中印两国也再次来到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这里就涉及中国与印度之间究竟有什么矛盾？如何看待这些矛盾？怎样解决这些矛盾？
用国际政治学术界惯用的一个词，就是结构性矛盾。现在对中美关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的分析连篇累牍，许多学者对中印之间也善用这个词，用这个词分析中印之间的矛盾，从而给出各式分析的解决方案和对策。那么，从笔者看来，我们要对中印关系、中印边界问题进行理性的探讨，并加以解决，首先有必要对中印之间的所谓“结构性矛盾”给以清晰的认识，或明确的定义。
一、结构性矛盾的内涵及其两面性
美国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Waltz）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引入了国际体系的结构这一概念，国内有将它概括为结构现实主义，他认为“系统由结构和互动的单元构成。结构是全系统范围内的组成部分，使得系统能够被视为一个整体。”他强调权力结构是影响单元行为的主要因素。在国际关系中，权力结构对于单元之间的互动具有严重的限制性作用，然而与国内政治不同，国际政治是一种“无政府状态”，国家作为国际关系中最主要的行为体都是“自助的”，通过权力这一手段来谋取为自身的经济、安全等利益。因此“在无政府的自助系统中，国家间能力的分配决定国际政治结构，国际政治结构影响国家行为。”在现实主义看来，构成国际体系的本体要素只有国家，国际体系的结构主要表现为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权力上的对比或分配结构。在这种无政府的权力结构中，影响结构变动的主要因素则是大国力量的排列，也就是华尔兹所说的：“结构根据单元间能力的分配来界定。”这种“能力”的分配就是指大国的实力转变为权力的能力的对比，这也就意味着大国之间权力发生重要变动导致结构也出现变动，进而使国家间关系发生变化。虽然这种权力结构具有相对静态性，但是随着国家之间的权力的变迁，权力结构也会发生变动。“系统的结构随着系统单元能力分配的变化而变化，并且结构的变化导致对系统单元的行为以及它们互动的预期也随之变化。”因此国际体系中的国家能力变动导致权力分配发生变化，引起权力结构的变化，对国家间的关系以及国家的政策产生重要的影响。在权力结构变动对大国影响的研究中，进攻现实主义走得更远，认为“是国际体系结构而不是国家个体的属性促使他们以进攻的方式思维、行动和追求霸权”，因此在无政府的权力结构中大国之间围绕权力竞争甚至斗争将会成为国际关系的主题。
权力是国际关系中最为主要的变量，尤其是大国之间的竞争、冲突乃至合作都围绕着权力展开的，现实主义学者就其来源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汉斯·摩根索认为：“国际政治一如其他一切政治，也是一种权力斗争。”并且对国家权力的来源进行了阐述。在华尔兹的理论中，权力被认为是一种手段，并非摩根索所认为的权力是目的，而且权力来源是国家综合实力，国家的最终目的是安全。进攻现实主义学者米尔斯海默认为“国家有两种权力：潜在权力和军事权力。”他突出了权力中的物质性，尤其军事权力。在罗伯特·吉尔平的著作中权力主要是指国家的军事、经济和科技实力，“这种实力增长的差异最终导致体系内部发生权力重新分配的根本性变革。”苏珊·斯特兰奇将权力划分为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其中结构性权力是指“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就是构造国与国之间关系、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或国家与公司企业之间关系框架的权力”，因此结构性权力具有决定性，并且结构性权力分为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等四个方面。
在现实主义看来，国际关系的实质就是为权力的争斗，就是国与国之间为得到、保持、增强国家实力的相互竞争。无政府状态下导致“自助必然是无政府秩序中的行为准则”，国家为实现自身的目标，尤其是在寻求自身安全与利益时与其他国家的目标发生冲突，这也就是国家之间具有难以避免的结构性矛盾，而这样的矛盾“是指那些长期形成、严重掣肘两国关系发展、单凭主观意愿难以轻易化解的问题。”冲突是社会体系中结构性矛盾所产生的问题的表现形式。这种冲突反映在国际关系中就是国家之间结构性矛盾。在国家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中，主要是针对权力的争夺，其最终目的是为自身的利益服务。由于权力的分配差异引起国家对权力的争夺，尤其是大国之间的争夺，导致大国之间出现结构性矛盾。[1]那么，什么是结构性矛盾，各位专家又有不同的定义与理解。所谓结构性矛盾，顾名思义，是指国际关系的结构体系中的矛盾方面。首先，分析结构性矛盾的前提是先确定结构，这种结构一般是指权力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软实力）；其次，结构性矛盾的变动应当引发国际关系结构性变动；第三，分析结构性矛盾应当辨析出结构性因素和非结构性因素。比如，国外学者们目前热炒的中美结构性矛盾，指的是国际权力结构内中美之间的矛盾，指的是国际权力结构内中美之间的矛盾，即崛起大国与霸权国的矛盾。这些学者认为，中国将是美国的潜在敌手。中美结构性矛盾将导致中美走向军事对抗。米尔斯海默认为，中美存在国际结构层面结构性矛盾，“在21世纪早期，美国可能面临的最危险的前景是中国成为东北亚的潜在霸权国”，[2]“美国想办法延缓中国崛起还为时未晚”。[2]而《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把结构性矛盾将引发中美冲突对抗的论调推向高潮。国内也有学者呼应这种看法，认为中美结构性矛盾是无法调和的，中美将因台湾问题爆发军事对抗。中美结构性矛盾已经成为“神话”，甚至成为无需证明的定理。
国内对“结构性”一词的使用比较随意。有的比较模糊，有的比较宽泛。有的认为“结构性矛盾”近似为“不可调和的矛盾”。如林海虹、田文林在分析伊朗核危机的分析中，就有这种认识。美伊核危机激化原因以及发展前景的探讨在很大程度上就变成了对美伊矛盾是否带有结构性，该矛盾是否能够调和的问题。在这里，“结构性矛盾”就被近似为“不可调和的矛盾”，该文作者还进一步指出：这一矛盾结局如何，除了要看双方的主观意图是否具有结构性冲突外，最终还取决于双方在具体条件下的实力对比和国家意志的坚定程度。[3].西亚非洲,2007(10):38-44.]在这里，主观意志都能够具有结构性冲突，就完全超出了通常定义上所说的国际权力结构性矛盾的范畴了，把结构性矛盾的解决方式与结构性矛盾混为一谈。也有把国与国之间的地位及利益诉求、文化认同所造成的矛盾都认为是“难以根除的矛盾和分歧”，[4]而实际上，“结构性”并不等于“根本性”，也不是“难以根除的”。
也有的学者，如国防大学的唐永胜教授认为，结构性矛盾是指国与国，特别是大国之间，如中美两大国之间在国际体系权力结构中位置不同及利益需求的差异而产生的矛盾。具体来说，中美结构性矛盾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和安全三个方面。首先，美国强化霸权与中国政治影响迅速上升之间的矛盾；其次，美国维护世界经济主导地位与中国拓展发展空间的矛盾；第三，美国追求绝对安全与中国维护日益扩展的安全利益的矛盾。台湾问题是中美结构性矛盾的焦点所在。[5]也有人认为，国际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与结构性利益在各领域中也有一个比例问题，如夏立平认为，当前中美结构性矛盾在各领域所占的比例是不同的。当前中美结构性矛盾在各领域的严重性由大到小的排列顺序是：台湾问题、传统安全问题、人权问题、经济贸易、非传统安全问题。中美结构性共同利益在各领域的重要性由大到小的排列顺序是：经济贸易、非传统安全问题、传统安全问题、人权问题、台湾问题。[6]综合国内外学者的各种论述，本人赞同这样的定义：“所谓结构性矛盾，顾名思义是指两国或多国之间的一系列矛盾呈现结构性特征。具体来说，结构性矛盾是指由于历史积怨和现实发展所引起的长期积累且无法短期消除的矛盾，一系列不信任因素长期、频繁地影响两国或多国关系。”[7]同时，也同意这样一种更为深刻的论述：即结构性矛盾是指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与国家之间长期性的主要矛盾，特别是国家之间为争夺结构性权力，尤其是大国对地区乃至全球事务的主导权的争夺，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产生的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对于国家之间的关系有重要的影响，当结构性矛盾突出时，国家间的关系会发生紧张、恶化。从上文对权力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权力的来源主要是经济、军事、安全、政治等方面，国家争夺权力的主要目的一是维护自身安全，二是争夺利益。从对权力的来源和目的分析，笔者认为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为安全与经济两方面，其中安全包括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安全，经济方面包括贸易、生产、金融等，这两方面可表述为安全结构性矛盾与经济结构性矛盾。[1]但笔者同意结构性矛盾，可以是主要矛盾，如中美之间的台湾问题，可以是长期性的矛盾，或根本性的矛盾；也同意应将这种国家间因权力结构变化产生的结构性矛盾，分为结构性矛盾与结构性利益。在各个领域中有比例问题，有严重性矛盾，与共同利益（结构性矛盾）重要性问题。也同意这种大国间的结构性矛盾大致都表现在经济、政治、安全等领域。但不同意这种国际关系中的结构性主要矛盾、“根本性”矛盾，是“难以根除的”、“不可解的”、“不可调和的”和“不可避免的”，而且认为这种结构性矛盾（如中美台湾问题）已经成为“神话”，是无需证明的定理。相反，在当前新的国际条件下，国际政治，大国间的一系列结构性矛盾，无论是根本性矛盾、主要矛盾、长期积累的矛盾等，都不一定是对抗性矛盾。都是可解的，可调和的，并非一定走向对抗的老路。中印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应视为这种可调解不可对抗的重要对象加以尝试。
二、中印两大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及分类
如同什么是结构性矛盾有许多相似与相反的不同论述一样，关于中印之间是否存在结构性矛盾？这些结构性矛盾主要指哪些？这些结构性矛盾是否可解、可调和？以及中印之间的这些结构性矛盾如何解决？尤其是像中印边界这样的问题，矛盾是否一定得“拖”、“等”都是我们南亚学界迫切需要研究与回答的问题。
毫无疑问，中印之间存在着围绕大国权力的影响，以及利益分配等“长期积累”的符合国际政治定义的基本结构性问题。有人认为中印关系最大的问题在于对于对方地位的不对等。印度认为中国是非常重要的国家，但中国并不认为印度是最重要的。这些结构性问题事实上影响两国的关系，可以说其中有主要矛盾，也有结构性利益（在南亚及世界、经济方面）的矛盾。有争夺地区主导权的矛盾，也有安全担心方面的结构性矛盾。总之，在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诸多方面存在权力争夺与影响的结构性矛盾，存在国际关系上共同性、普遍性的结构性矛盾，也存在中印之间特殊性的矛盾。具体来说，这些结构性矛盾主要存在或表现在：国际性普遍性结构性矛盾中存在实力之争，印度曾认为中国什么时候有像孟买那样的大城市；制度之争，印度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型国家；道路之争，议会民主制度下的普选民主道路与中国的“专制”、“类专制”之争；地位之争，在世界上的地位，印度梦寐以求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以及意识形态、科技之争。
从战略战术层面上看，中印也存在战略之争（印度不认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相继提出“东向行动”战略、“季风行动”、“香料之路”战略，针对中国的经济六廊六圈多国多港，印度提出亚洲经济自由走廊、东西经济走廊、南北运输走廊等多种“走廊计划”。印度也一度或经常在其坚守新的不结盟外交和“战略自主”取向摇摆，公开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勾连“志同道合”国家，以图遏制中国。
具体来说，中印之间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矛盾：如边界问题，是真正的主要矛盾，最难解决的结构性矛盾；边界安全结构问题，也可视为思维结构问题；再如，中印围绕着印度支持西藏的达赖集团问题；印度要加入核供应俱乐部（NSG）问题；中国人为印度不具备条件的结构性问题；巴基斯坦反对印度占领印控克什米尔，制造恐怖袭击，印度将之列为恐怖主义的名单问题；中国支持巴基斯坦构筑“一带一路”中巴经济走廊，印度认为涉及克什米尔领土主权问题；中印贸易逆差问题，2018年印度对华逆差达100多亿美元，以及印度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针对印度的“包围圈”、“珍珠链”的问题，实则上可以概括为印度的“悲情诉求”问题。1962年边境冲突被中国打败的怨恨情绪，以及中国支持南亚，尼泊尔，孟加拉，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发展，涉及印度认为自己势力范围的后院及南亚的权利影响等等。仔细分析中印之间的这些矛盾确实是国际国家权力安全，经济，政治诸多结构性矛盾。
如上所述，边界问题、领土之争，是这些结构性矛盾中最集中、历史最长、最主要、最根本的核心利益与安全问题，也因此被一些人认为是“死结”、“不可调和”的，以此引向冲突的结构性问题。而其他结构性矛盾与之相比，更可以理解为结构性矛盾，结构性利益问题，或如上所说的“比例”问题（如贸易逆差），是重要性问题，而不是严重性问题，至于有人乱树的所谓西藏问题，实则已不存在，更不是结构性矛盾。为此，有的学者如叶海林认为，中印边界问题等是“管理模式”问题与任务，而不是“解决模式”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印度问题需要被管理，但不需要被解决。那么，这个根本性的、主要的结构性矛盾是否真的是无解的吗？中印围绕边界这个主要结构性矛盾是否像一些学者论述的国际上一般的结构性主要矛盾，一定走向冲突来解决呢？中印边界问题是不是像叶海林先生提出的那样？不是创造性的解决问题，而是创造性的搁置领土问题？这是必须认真加以解答和分析的问题，是一个非常严肃而现实的国际政治问题，来不得半点马虎。
三、化解中印结构性主要矛盾——边界问题的初步想法
笔者认为，2018年5月以来的中印关系，包括中印最棘手的结构性矛盾——边界问题，存在发生结构性变化的可能，这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国际局势出现百年不遇之大变局，这主要是指冷战后一超多强的格局正在被新兴国家群体性兴起所打破，国际权力格局和国际秩序正面临巨大变化。而在此当中，中国和印度都处于群体力量之中，是这个权利结构，国际秩序变化的中坚力量，同属一个阵营。而中国占有更重要的挑战角色。在这样一个国际权力结构变化中，主要矛盾集中在第一超级大国与新兴大国——中国之间，相比之下，第一大国，为了为自己的霸主超强地位提出了“美国第一”等一系列经济政治措施，这些措施，如贸易战、关税战，就直接不仅针对中国的霸凌，也针对着印度。6月15日美国取消印度的最惠税待遇，就是一例。在这种国际大格局，结构性大矛盾中中印之间的所谓结构性矛盾、主要矛盾——边界问题，一定程度上都变为次要矛盾了，这就是说，中印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存在发生变化的基础。
其次，中印两国政治局势，尤其是国内政局的稳定是结构性矛盾变化、解决的又一重大机遇。众所周知，中国在十九大以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全党全国集中精力，万众一心奔小康，形成磅礴之势。印度五月份的大选，莫迪所在的人民党大获全胜，莫迪连任总理，这为中印战略互信解决中印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包括边界问题提供了可能，显而易见，一个强势的、在社会上占绝对多数席位的总理，为解决重大难题提供了民主基础。
第三，习莫两人的个人友谊的进一步加强，为解决重大结构性矛盾提供了领导基础条件，这也是国际权力变换格局转换不容小觑的一点。
第四，中印两国面临着相似的历史任务，改善人民生活，在国际秩序与力量变革中重视科技、工业技术革命的任务与机遇，加速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是两国的根本任务，这也是两国领导人、战略学界的共识，这也是解决结构性矛盾的共同生产和科学技术条件与基础
第五，尤其值得中印两国战略学界注意的是，在第四次工业技术革命的条件下，原来的边界领土对一国一族的重要性，或发展振兴的实质性影响相对下降。历史上攻城掠地，掠夺资源，加快发展的方式方法正在被加速掌控，科技知识的有效，新兴动能所替代。
第六，进一步说，在中印地缘战略总体格局已定的前提下，尤其是占据清藏高原地理地缘优势的中国和相对科技工业优势的中国，摒弃个别小块土地达成双方满意的方式结果，互谅互让一点土地在发展科技互联网智能手段的今天，面对中国，印度这样占据第四次工业革命一定优势的国家，达成边界结构性矛盾尽早解决的认识冲动是可以接受的，对双方人民来讲不是什么大问题，这有利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长远发展。从中国方面来说，2003年，2007年，2013年，解决中国和塔吉克斯坦，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边界领土问题也有先例可循，更明白的说，在边界领土问题上，在新的世界政治科技时代，更多的是社会心理认识各感情意义。相反，尽早解决边界问题则更具紧迫性与“长期性”、“根本性”。
第七，中印从1985年以来，两国20多次各种层级的边界谈判、特别代表会晤达成的许多包括军事信任措施的协定、协议、原则、宣言为解决边界结构性矛盾奠定了基础。比如，维持边界安宁的协定，解决边界的政治原则，包括以实际控制线为基础的共识等，以及公认的国际边界划分的原则，为最终解决问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共识。
鉴此，笔者认为，中印边界结构性矛盾问题的解决应放弃“以后再说”的思考，要从“管理模式”勇敢的迈向“解决模式”，用个别同志的认识，到了该决断的时候了，这对于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应对百年不遇之变局，构建中国、印度新型大国关系利多弊少，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那么，该从哪里入手呢？笔者认为，第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统领中印边界结构性矛盾的解决。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有疑虑，可以先不说，但中印共建南亚及中印命运共同体则是有基础的，这种基础笔者已有专文论述，主要是同为文明古国、东方智慧，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基础上携手合作是完全可能的。
即用中印双方共同承诺的共建和平与繁荣的合作伙伴关系为纲领，引领边界结构性矛盾的解决。
第二，在理论上，将结构性矛盾与主要矛盾、矛盾的普遍性，特别是对抗性区别开来；无论是什么矛盾，都是可解的。问题是要创造条件，推进矛盾的解决。
第三，寻求中印在国际权力结构与国际秩序公平、公正、合理的愿景中寻求边界结构性矛盾的解决。如前所述，在新的国际格局中，印度、中国都是有着重大权利愿望与基础的国家，理应携手，也应该能携手寻求共同的话语权。
第四，在国际秩序，尤其是经济秩序中，寻求共同点，为解决边界结构性矛盾，寻找共同的经济基础。，这就涉及亚投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国际格局中的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霸凌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与经济秩序的稳定，寻求稳定的发展环境。
第五，坚持2015年中国提出的“三不原则”，即“不失控，不对抗，不脱轨”，不失控就是，边界问题始终应在双方高层政策引领下加强互信，而不能任由其他领域肆意干扰，使局势出现像2017年6月到8月的洞朗对峙那样的局面。不对抗，就是实现20多年来双方多次重申的不使用武力，通过谈判合情合理，互谅互让，双方均接受的方式解决问题。不脱轨，就是在目前形成的军事会晤等轨道上一步步前进，而且应该是加快前进，而不是另起什么炉灶、轨道。
第六，扩大人文，宗教交流，增强民心相通，增强解决边界问题的民意基础。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一方，应在内部加强说明边界从未正式划定过，此外，进一步放宽印度香客来中国西藏朝圣神山圣湖的人数。印度方面，应摒弃地缘政治的思维，改变“悲情诉求”情绪，加大媒体控制，调控达赖集团，为早日解决边界结构性问题，多做民意工作。
第七，在经济领域继续双方的经济合作，开放市场，开放、扩大边贸市场，努力缩小贸易逆差，为中印长远经济发展制造条件。
总的来看，我同意马加力先生的四句结论性总结，即，政治上的合作性大于排斥性；经济上的互补性大于竞争性；文化上的关联性性大于冲突性，国际事物看法上的相似性大于相悖性。笔者加上：安全上的供需性大于威胁性，边界问题上的和解性大于冲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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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刊于《西藏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