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先人曾说：“学于古训，乃有获”。又说：“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尚书·说命下》）当今我国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所倡行的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思想和主张，与古代中国民本思想存在着思想上的渊源关系。可以这样说，以人为本的主张可从古代中国文明起源特殊路径中找到它最初的源头。
根据历史记载，在古代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第一个国家夏王朝，先人们已对民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与地位作出了明确的肯定。《尚书·五子之歌》记载说：“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是夏康的弟弟劝说夏康所作的诗歌，其意是说民众是国家的根基，要求夏康在治理国家中，必须敬民、重民、爱民、修善德行，敬重民众的力量，根基稳固了，国家才会安宁。夏康是禹开始而由啟接续之后夏王朝的统治者太康。对于上述记载，史学家曾有不少人怀疑，以为《古文尚书》有些篇章是后人所作，不足为信。但笔者认为，如果把此记载与古代文明起源的中国文明路径一并考察，那么我们不难发现上述记载是真实可靠的。
《尚书》中提到的“皇祖”特指前文明社会即原始社会时期，由氏族血缘关系部落组成的原始公社首领尧、舜、禹，也就是后来先秦时期“法先王”即政治上效法的先王。“有训”是指“皇祖”关于敬民、重民、爱民的教训。“民惟邦本”是将民众看作国家的根基，必须修善德行，敬重民众。
众所周知，夏王朝是由前文明社会进入文明社会而建立的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实现了由野蛮社会向文明社会的飞跃，为什么夏王朝还要执行原始公社首领的教训呢？很显然，这不是史家的臆造，而是中国文明起源所走的特殊路径所决定的必然。世界历史一再表明，文明具有多样性，不同的民族和国家进入文明社会所走的路径是不同的。上世纪40年代，著名史学家侯外庐指出，古代中国与“古典的古代”的希腊、罗马在文明起源上就出现了分岔点。“古典的古代”的希腊、罗马所走的文明路径是：氏族血缘关系已解体，氏族血缘关系被粉碎，与此相联系，财产的私有得到了很大发展。一言以蔽之，古代西方进入文明社会，完全摆脱了旧的传统，即原始社会氏族血缘关系的束缚，侯先生称此是“人惟求新，器惟求新”的革命路线。古代中国进入文明社会则与古代西方不同，氏族血缘关系不仅未打破和解体，相反的却被保留，国家直接在氏族血缘关系基础上建立，国在家中，家国同构。另外，与此相联系，原始社会公社的公有土地被保留，财产私有很不发达，土地公有转化为国家皇族所有，侯先生称此路径为“人惟求旧，器惟求新”的维新路线。（参考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