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学家索南才让教授

　　记者 ：您从事藏学研究二十多年，在藏学研究领域尤其是藏传佛教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您是如何走上藏学研究道路的呢？

索南才让：1962年我出生于青海省乐都县，1979年到1983年在西北民族学院（现西北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藏语专业。1983年，以毕业论文《六世达赖喇嘛生卒年考》完成大学学业，开始涉足藏传佛教研究领域。

　　毕业后，我在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参加工作，到职后就受命入塔尔寺整理藏传佛教经卷，那个时候每天都伴着昏暗的酥油灯，一页一页翻阅整理着难懂的藏经。工作两年之后，我感觉到自身佛学理论不足，还需要进一步深造。于是，1985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任继愈老师，专攻佛学，研究生毕业后到西藏社会科学院工作，1994年开始到西藏民族学院任教至今。

　　可以说对古藏文的谙熟，形成了我的藏学学术研究的扎实基础，而对第一手文献的重视，则成为了我研究的“法宝”。

记者：藏传佛教一直是国内外藏学研究的重心之一，据了解国外藏学对“文献”和“语言”很重视，认为掌握这些是进行研究的基础。但是相比国内藏学界整体来说，这方面比较薄弱，您如何评价？

索南才让：“文献”和“语言”确实在研究的过程中很重要，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只要掌握了文献资料和藏语文知识，就能成为一名合格的藏学研究者，要是这样的话，西藏的寺院有很多具备这样条件的大喇嘛。因此，不能绝对的给予肯定或否定。确实“文献”和“语言”很重要，因而国内的藏学研究也越来越重视和加强这一方面，而且也取得了一些进步，尤其是在青年学者当中。

　　藏传佛教的典籍十分浩瀚，几乎每一个寺院都会有一个大型的“图书馆”供僧人学习，最著名的就是萨迦寺的藏经墙。这些典籍主要是以藏文为主，还保存有一些梵文资料，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被翻译成其它语言文字。但是要做藏传佛教的研究工作，就必须以这些典籍为基础，这就十分需要文献搜集整理和藏语文方面的知识和能力，缺少了“文献”和“语言”这方面的基础能力，就会必然成为藏学研究的一大缺憾。

　　记者：我国现存的古代文献中，总量上藏文仅次于汉文。近一百年来，藏学一直是一门国际性的显学，目前我国也有十余家专业的藏学研究机构。您认为有没有必要设置一个单独的藏学学科？这会对我国藏学研究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索南才让：单纯从学科本身来讲，藏学体系包括高原经济理论、藏族史、西藏宗教理论、西藏政治理论、藏语言文学理论、藏族建筑理论、藏族艺术理论和藏族医学等方向，而且其中各部分相互之间又是密不可分的。无论是从研究资料和研究价值中的哪一个方面来讲，都足以支撑一个学科的发展。例如，西藏宗教主要是传自印度的佛教和土生土长的苯教，数以百万计的宗教典籍存放于各大寺院之中，而藏文大藏经又是世界上最接近古梵文佛经的译本，还有藏族文学里有内容浩瀚的格萨尔史诗、引人深思的格言诗和流传广远的佛教道歌等等。目前中央民族大学藏学院等设有藏学专业，可以说也是朝着这个方面的一个积极的探索。同时藏学专业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学科，学科之间的平衡，不同研究方向之间的侧重等问题还都处在不断地调整和探索中。如果把藏学设置成一个单独的学科，这样就可以进一步系统地发扬我国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也有利于藏学研究人才的培养，加强我国藏学研究的实力和竞争力，提高我国在国际藏学界的话语权，从而把藏族优秀的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记者：多年来，您一直致力于藏文典籍的翻译工作，二十八岁时就翻译出了五十多万字《六世班禅洛桑巴丹益希传》。您认为这部著作在西藏历史上最主要的学术价值是什么？

　　索南才让：现在研究六世班禅的人越来越多，近两年中央民大连续有两篇研究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的博士论文。1774年前后的西藏，是一个对外交往活跃的地方，尤其与不丹和英国。然而，当时由于八世达赖喇嘛年纪尚幼，由摄政暂时代行其政教权利。作为宗教权利实际上的最高领袖，六世班禅大师在积极拉近与清中央政府的距离，并通过章嘉国师建立与乾隆帝直接联系。1778年六月十七日，六世班禅大师与2000余名随从后藏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启程踏上东行入京的旅途。在途中大师也不断为纷沓而来的虔诚信徒们举行摸顶仪式，并广弘佛法，受到青海、陕西和京城等沿途地方百姓官员包括乾隆皇帝的热情接待与膜拜，由此反映出这个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之间融洽的关系。这部著作对此事的描述十分地详细，从藏学角度充分利用这一重要的典籍研究这段历史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从而可以对乾隆朝时期治藏、治国的策略有一个更鲜活、更确切的了解。

记者：西藏民族学院也是我国藏学研究的重镇，在日常的教学、研究过程中，您认为我国在藏学研究领域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索南才让：首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培养出来了不少本身是藏族出身的藏学研究人才，这些青年人在语言上都精通藏、汉、英，能充分地运用这方面的国内外资料和前沿的研究成果，而且在藏、汉、英的典籍互译方面也都做出了不小的成绩，译出了一些重要的典籍；同时这些研究者对藏族传统文化都比较全面地了解，能真实客观的研究西藏的历史和现状。而国外的藏学家，他们很少能在涉藏汉文典籍和藏族传统文化利用方面取得突破。

　　其次，不仅藏学的故乡在中国，而且藏学研究的源泉也在这里。在西藏有着数以万计的许许多多藏学资料，包括内容浩瀚宗教典籍、丰富多彩的宗教艺术、形式各样的寺院建筑和神奇的藏族医学，还有活灵活现的格萨尔说唱和大量稀世珍贵的梵文贝叶经等等。第三，随着藏学热，有越来越多的热爱藏族文化的专家和学者投入到藏学研究中，为藏学研究的提供了智力保证。第四，藏学学科的发展与国内研究的关注程度也密切相关，保护藏族文化和发展藏族经济的政策为我们大力发展藏学研究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第五，随着藏学研究国内外交流的逐步深入，在交流的过程中藏学研究引入了现代学术研究的方法和手段，不断推动着藏学研究的发展。

最后，随着各个藏学研究机构把更多的古籍进行整理和翻译，随着许多相近学科研究者的参与和协作，随着国家现代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我国藏学研究在利用目前优势的基础上将走向更为宽广和专业的研究道路。

　　记者：您的藏学研究著作达十四部著作之多，累计有上千万字。近年又编写了不少通俗读物，听说近期就有四本书结集出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编写这些通俗读物最主要的目的。

　　索南才让：有一些人不愿意接触藏传佛教，其主要原因就是对藏传佛教不太了解或没有正确的理解。我本身作为一名藏族，有责任把藏族优秀的文化传播出去。即将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的有《藏传佛教神秘现象释疑》、《戒行谨严的高僧》、《寺院文化的奥秘》和《圣地秘境的古刹》，这四本书可以说分别是从不同的方面和视角对藏传佛教文化进行解读，试图用一种比较容易接受的方式，把真实的藏文化介绍给更多的读者。同时这也是三十年来在藏传佛教实地调研和理论研究的过程中点点滴滴积累的总结和拾遗，是把我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汇聚在一起的结果，同时也算是对学术研究的一种补充和互助吧。

                                                                                                                                                                             （文：陈小刚）
（新闻链接：http://www.tibet.cn/zxyj/xjdt/201308/t20130802_191521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