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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6-21
来源：民族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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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西藏民族学院“学风建设年”的有关规定，
学术活动周期间，民族研究院邀请了《民族研究》主编刘世哲先生、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麻国庆教授、《广西民族大学学报》执行主编秦红增教授、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所长石硕教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彭文斌研究员等国内外知名学者做客专家讲座，为全院师生带来了一场场学术盛宴。
第一场
学报建设座谈会
时间：2012年4月20日，下午15:00
地点：第一办公楼 藏学会议室
到场专家：《民族研究》主编刘世哲；《西南民族大学学报》责任编辑李克建博士；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彭文斌研究员
民族研究院院长索南才让、副院长刘志杨（中山大学挂职）、书记周毓华以及《西藏民族学院学报》主编顾祖成、副主编夏阳等出席座谈会。会议就国家民委研究基地、《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的发展等进行了讨论并听取专家的意见。座谈会由民族研究院副院长刘志扬博士主持。
民族研究院院长索南才让教授对各位专家的到来表示欢迎，并就民族研究院的基本情况、定位及研究生教育等做了简要说明。孙林教授介绍了国家民委、西藏自治区重点研究基地及未来的发展设想。《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副主编夏阳介绍了学报的发展历程、所取得的成绩及创建C刊的准备工作。
《民族研究》主编刘世哲先生对学报创刊以来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结合《民族研究》的创办，就学报创建C刊在栏目设置、技术等问题上提出了建议。同时，刘世哲先生认为民族研究院的研究基地要充分做好宣传工作，要有规划，争取做大做强。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彭文斌研究员提出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西南边疆研究中心、博物馆三者合一的模式很值得民族研究院学习。他认为，学报的发展离不开特色学科及栏目，要和学院兼职教授保持良好的联系，扩大学报的影响力。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责任编辑李克建博士介绍了《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及特色栏目，结合自身创建C刊的经验，提出做出特色栏目、约稿名家等建议，并欢迎西藏民族学院的青年教师向《西南民族大学学报》投稿。
最后，《西藏民族学院学报》主编顾祖成教授分析了学报目前发展的困境，对各位专家的指导表示诚挚的谢意，并表示将尽快召开编委会落实专家的意见与建议。
民族研究院部分青年教师及研究生参加了座谈会。
文：陈潘
第二场
《民族研究》办刊思路与选稿取向
时间：2012年4月19日，下午16:30
地点：第一办公楼 五楼会议室
主持人：西藏民族学院科研处处长陈立明教授
主讲人：《民族研究》主编、编审刘世哲
一、专家简介
刘世哲，1978年毕业于辽宁大学历史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研究》编辑部主任、常务副主编，编审。主要学术成果及作品：从事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发表著、译文章50余篇；参与写作著作7部；主编和译校辞书、著作2部。曾发表《清太宗时期兵律类汇引议》、《金初女真习俗与满族早期习俗的传承关系》、《清太宗时期宗室犯罪的量刑原则和处罚》、《努尔哈赤时期刑罚类项及其特点》等论文多篇，并翻译论文《伊斯兰化前的中亚史研究现状》等数篇，发表在包括《民族研究》、《民族译丛》、《北方文物》等重要刊物上。此外，出版学术著作《文化人类学辞典》（上下册），及诗集《原本无痕》、《日月如说》、《他山之拾》等三部。主要社会兼职：中国期刊协会理事、中国民族学学会理事、中国民族历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民族理论学会常务理事、世界民族学会常务理事、汉民族学会副秘书长及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
二、讲座内容
首先，刘世哲教授介绍了《民族研究》的历史沿革和所取得的成绩。从1958年由郭沫若先生亲笔题名创刊以来，《民族研究》作为国内较早办刊的民族学研究刊物，发展至今已经出版196期，发表文章3000余篇，获得了国家和学术界的普遍的认同。作为中国社科院主管的刊物，曾获得第二届国家期刊提名奖，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优秀期刊一等奖等相关奖项。
之后刘教授分别介绍了《民族研究》的办刊思路和选稿取向。
在办刊思路方面，刘教授阐述了《民族研究》办刊的定位，并将其定位在民族类综合性学术刊物。这种定位包涵有民族性、综合性、学术性、现实性等几个方面的内容，即民族的视角、综合的学科、学术的底蕴和现实的问题。他系统讲述了《民族研究》刊物的“内部分工”：1.理论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工具和手段，历来都受到本刊物的重视，尤其是在学术上有创新性的理论研究，都能获得刊物的“第一位置”的刊载；2.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民族学和人类学作为研究人类、民族以及各方面与人相关的学科，尤其是在当前我国现代社会的转型期，越来越受到政府和学界的重视，而作为民族学研究的强大载体，《民族研究》对这些学科的文章有相对的倾向性；3.民族史研究。作为唯一一个没有出现历史断层的国度，在我国，作史历来都是一个古老的传统。我国还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为多元一体国家的构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对于这些的相关研究一直都很受国内史学术界的重视。鉴于本刊物是国家社科院管辖的重量级刊物，有关民族史的研究一直都是本刊的重头戏；4. 有关民族的政治、经济、教育等相关研究的综合版块。作为一个创刊历史悠久、发展成熟的民族学刊物，有关民族的政治、经济、教育都是不可或缺的内容。此外，刘教授又详细讲述了每一版块的具体要求：理论版块，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为基础，结合中国国情发展创新发展新的理论，如最近出现的族际政治、民族政治学等；民族学、人类学版块，研究要建立在田野基础上，并和相关的理论结合，突出地解决现实的问题；民族史还是要 “从史出发”，注重对史料的发掘、考释，并向史料的理论层面靠近，能在视角上、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综合类版块对视角的要求更独特、新颖，研究的问题要更加具体。
在选稿取向方面，刘教授从选题、学术见解、资料和论述四个方面来阐述。1.选题。应该是自己所熟知的领域，题目要小，倡导小题大做，越具体越好，最好是学术前沿和热点，并以独特的角度。在写作之前要对于本研究有相当的熟知度，这样才能为自己研究的展开做好铺垫；2.学术见解。要有作者的学术思考，并对以往的学术思想进行总结和梳理，拥有自己独特的简介；3.资料。准备要充分，田野资料和历史资料要有机结合；4.论述。科学组织，论证结合，体现其系统性和连贯性。
报告最后，刘教授对现场的年轻学者提出了两点要求：1.做研究要有问题意识，从问题出发，认真思考，并最终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2.做学问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要讲求学术规范，认真总结前人在自己所研究问题上的相关论述，问题由谁提出，他的观点是什么，然后再陈述自己的观点，科学论证。自己的研究离不开前辈的努力，要站在前辈的肩膀上进行自己的研究。
三、主持人评语
主持人陈立明教授对刘世哲教授的报告作出如下总结评价：
1.刘世哲教授作为一个知名学者和《民族研究》的主编，他从历史和当前出发，详细阐述了《民族研究》的历史发展沿革，清晰地梳理了《民族研究》的发展脉络，让大家对《民族研究》有了更好、更全面的认识。在报告中刘教授详细介绍了《民族研究》的办刊思路和选稿取向，其中的办刊理念和办刊方式给我们西藏民族学院学报提供了很好的经验，为我们西藏民族学院学报以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2.刘世哲教授作为一位学者和长者，对我们在座的年轻人提供了很多关于如何做学问的方法和法则，尤其强调要“规范治学”，在做学问的过程中学会做人，达到两者之间的 “兼修”，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在学术上有所建树。
总之，今天刘教授给大家做了一场深刻而又生动的报告，希望大家好好总结，以便能够为自己全方位的发展做出很好的指导。
四、学习心得
1.刘教授今天的报告信息含量非常丰富，既有对当前科研的要求，又有对今后发展形势的判断，是一场精彩的学术报告。在报告中刘教授对于年轻人提出的希望和要求对我们意义非凡，相信会对我们未来的路产生积极地作用！
2.刘教授的报告既深刻又生动，他详细讲述了《民族研究》的办刊理念，其中他们对于学术的严谨和坚持让我们年轻人甚是敬佩，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3.本来是一场讲述《民族研究》如何办刊的报告，但是刘教授作为一位学者和长辈，在报告之中给我们年轻学生传授了许多学习和生活知识，可见他对于我们年轻人有着很高的期望，我们应该更加勤奋学习，不辱使命！
文：李常臻、曹辉、周志燕
Ⅰ、专 家 访 谈
访谈对象：刘世哲先生
访 谈 人：李常臻、周志燕
访谈地点：一号行政楼藏式会议室
访谈内容：
1.问：现如今，国内学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而迅速发展，国家对于科研的重视也日益提高。对于科研，我们硕士研究生存在着一些困境：由于学习时间不长，科研能力还不突出，在科研实践层面上即写作投稿上也面对层层壁垒，对此，您对我们年轻人有何建议？
答：当今是文化转型的时代，新知识革命，社会剧变，传统思想面临巨大的挑战，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要有一个适应过程，存在困惑是合理的，而青年学生面临的问题会更加突出。对研究生来说，刚刚步入科研领域，面临着学术规范和学术创新，在社会转型期之中即将进入不成熟向成熟的转变，确实面临不小的挑战。对此我有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调整自我心态，理性面对社会转型期的挑战，不要将社会的负面东西当做社会的主流，要从积极方面来看待我们的社会，这样才能给自己更大的动力来面对一切。
其次，作为一个学生，不要受社会浮躁气氛影响，勤奋读书，尽量扩大自己的知识面，以专业为主全面辐射，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和社会视野。在专业方面，要多向老师请教，并尽早在论文方面做好准备，尽早确立自己的研究方向，并深思熟虑，做长远打算，如果可能，可以在毕业以后仍将自己的研究持续地开展下去。
然后，就是大量的阅读，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随着知识水平的提升，科研能力自然也就得到提升，对以后搞科研工作都是很好的铺垫。
最后，切忌多虑，不要担心自己的明天将走向何处，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烦恼，要把握好每一个今天，扎扎实实做好自己的学习和本职工作，这样才能对明天充满自信。
2.问：《民族研究》以及相类似的刊物的发展，是我国科研事业良性发展的具体的表现，代表了我国科研事业的进步。科研事业的发展代表了相关学科领域的拓展和进步，但是作为对这些领域并不熟知的人民大众来讲，《民族研究》及相类似的刊物对他们的人文关怀表现在哪些方面？
答：《民族研究》在发展的过程中确实受到了党和国家以及学界的重视，这是我们很欣慰的地方。《民族研究》及相类似的期刊它们有着自己的本职功能，那就是专注于学术的发展和创新，这是国内外所有类似刊物的职责所在。文化作为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它的研究并不需要大众都来参与，而且普通大众也不具备这样的科研素质。就我们《民族研究》自身来讲，我们不求能为大家耳熟能详，我们的界定范围就是学界以内以及那些有这方面兴趣爱好的读者。虽然现实之中大家把民族研究界定为边缘性研究，但是我觉得它依然可以体现出自己的人文关怀，因为它研究的问题是和人类、民族相关且很现实的社会问题，其研究对象覆盖到方方面面，这对于实行民族平等、团结的我们国家来讲本身就是一种人文关怀，其研究的成果都能够为我们国家制定相关的民族政策给予正确的指导，收益的当然也就是普通大众。
3.问：最后请您对我们学校及研究生提出几点希望和要求，并就当前形势下年轻人的考博与就业提几点建议！
答：实际上我这次是初到贵校，来之前幻想着贵校的面貌，来到之后发现比我想象的好的多。虽然是自治区所属院校，但贵校学生的精神面貌和学术氛围都很好，积极向上，很有朝气，学术修养也不错，应该是有希望、有前途的一群年轻人。就学校而言，你们的学术活动可能要相对于其他高校少了一些。以后可在这方面进行加强。
至于考博和就业的取舍问题，我个人认为要从自身实际出发：如果自己对于本专业，对学术研究都很感兴趣，那我就建议考博。考博要勤奋，更要自信，把心思放在对学术目标的追求上，并有志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当然吃苦是不能避免的，但是也要记住先苦后甜的道理，人生吃苦享福都是有定数的，要辩证的看待这个问题，年轻时多吃苦等以后就可以不吃苦。至于在学习过程中发现自己很难在科研上有所突破的同学那就建议不要考博，这是对科研的一种负责，更是对自己的一种负责。还有就是无论生活还是学校大家要以平常心处事，得意时要低调，失意时要振奋。无论在何种岗位都要让自己有所提升，全面综合的提高自己。最后一点就是永远不要失去理想，没有理想的人生是十分可怕的！
文：李常臻、曹辉、周志燕
第三场
具有猎民身份的猎民
——多重支配视野下的现代鄂伦春
时间：2012年4月20日，下午16:30
地点：多媒体教学楼 B101教室
主持人：西藏民族学院民族研究院孙林教授
主讲人：中山大学 麻国庆教授
一、专家简介
麻国庆，198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现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院长兼人类学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民族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秘书长，中国都市人类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人类学与民俗研究中心研究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国家图书馆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世界银行评估专家。主要研究方向是汉人社会“家”与社会结构研究，东亚社会结构比较研究，民族文化与生态研究。代表性著作有《永远的家：传统惯性与社会结合》、《走进他者的世界——文化人类学》、《未开的脸和文明的脸》、 《家与中国社会结构》等。在《中国社会科学》、《民族研究》、《社会学研究》等杂志上发表中、英、日文学术论文百余篇。2011年受聘为西藏民族学院兼职教授。
二、讲座内容
麻国庆教授首先从一个例子出发说明了以前我们的区域文化本身很封闭，我们只是在这样一个区域概念里去讨论区域文化，如今全球化的到来已不再遥远，在这样的生活状况下，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精神世界？我们如何界定我们的身份？如何看待国家政策对少数民族族群变迁的影响？不同国家如何看待少数民族？
带着这些问题，麻国庆教授以鄂伦春为例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讲解，一是鄂化春的分布；二是关于鄂伦春的调查资料；三是鄂伦春的定居化过程；四是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讨论。
首先，麻国庆教授结合相关图片对鄂伦春的分布进行了讲解。鄂伦春多分布于黑龙江南北、大小兴安岭海拔1000－
其次，麻国庆教授出示了一些关于鄂伦春的调查资料。分为国内学者的调查和国外方面的调查，国内方面，麻教授主要是分析了几次调查的情况及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国外方面麻教授主要是介绍了日本所做的调查：指出了其调查动机、对今西锦司、秋莱隆、泉靖一等学者进行了介绍、肯定了其所取得调查的成果。最后展示了国内国外学者做为调查成果的一些图片信息。此外，麻教授还通过一个例子介绍了当时日本特务集团做调查时鄂伦春人当时的反应，他指出对当时的鄂伦春而言，没有强烈的外来人意识，他们甚至举着红旗欢迎日本人进来，日本人在这里建立学校，医院，而鄂伦春人学日语，帮日本人画地图。
再次，麻国庆教授对鄂伦春民族的定居化过程进行了分析。1、介绍了1949年以前鄂伦春的定居化状况，对于使猎民定居下来的政府政策进行了分析，指出人类群居生活需文化制度，鄂伦春民族一旦从森林出来，原有生计、生活的根就没有了，虽有引导他们重新上岗的“发展多种经营”、“扶上马，送一程”等口号，但是，结果，在一些改变生存方式的少数民族定居点里，人民的大迁移的战略，大都造成多年后非常大的家庭问题，一些家庭只能靠低保来维持生活，离婚率达40%左右，此外定居还带来很多的社会问题。2、50年代在政府动员下鄂伦春的定居化。在这个问题里，麻教授主要是通过一个故事来说明，即当地旗委副书记，人大主任，1940年代未，曾被送入解放军学校，后又放回该地，上山做鄂伦春的工作。3、80年代以后鄂伦春的变化。麻教授主要介绍了1980年，旗政府提出大包干制；1985年，狩猎生活方式维持生计困难；1996年，旗政府先后颁布《关于禁止狩猎》等不同时期的政府政策，指出在民族地区，政府政策很重要，不同时期的政策对其的影响是不同的，并指出了在这些政策的指引下鄂伦春的变化。4、21世纪被定居后，作为身份的猎民所存在的社会问题。麻教授对国家的福利政策如：住房免费政策、医疗免费政策、教育免费政策等进行了介绍，并指出如今作为身份的猎民社会中存在的职业分化、社会分化等问题。
最后，麻国庆教授带领大家进行了相关讨论。1、反开发的合理性：开发是一种进步但过度开发却是一种不进步，因此在条件不成熟时，我们不主张开发。2、如何理解文明与进步：狩猎是“原始社会最富裕的时代”这个富裕当然包括心理的富裕，即这个社会是幸福指数最高的社会。3、人类学者自身的价值。4、发展与社会适应的问题。5、发展与社会根基。6、发展与多元文化表达。
三、主持人评语
主持人西藏民族学院民族研究院孙林教授对中山大学麻国庆教授的报告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孙林教授认为，无论是身为西藏民族学院的老师还是硕士研究生，麻国庆教授的学术思想对于我们今后从事西藏研究将会有很大的启发性作用，尤其指出了门巴、珞巴也是较少人口民族，在某种程度上和麻国庆教授所研究的鄂伦春族人相似。并再一次代表西藏民族学院对麻国庆教授带来的精彩报告表示感谢！
四、专家问答
讲座之后，与会师生就讲座主题内容本身及以外的学术问题请教了麻国庆教授：
问题1：麻教授您长期从事中国汉人社会的研究，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施坚雅从经济圈的角度对历史悠久且社会安定的汉人社会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施坚雅模式”得到了中国学界的认同，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化的推进等，特别是现代移民问题的出现，似乎，学界对其理论提出了怀疑，所以，对于“施坚雅模式”您怎样评价？
答：一个历史学家对成都平原市场的研究从对民众社会经济史来考虑，文化往来很重要，集市贸易、形成基本市场体系与婚姻圈，与社会分工联系紧密。物的流动在变，华人结构发生变化成为开放体系，弗里德曼认为中国社会研究应走向区域研究，不应停留在社区的点上。所以，新时代、新情况下对于“施坚雅模式”有待进一步探讨。
问题2：文化传承面临着什么样的困境？
答：文化一旦失去土壤、根基，其有形的、无形的文化都会随之消失，例如，所保存的“桦皮碗”等只有几个老人可以做，但并未作为传承人保护起来，保护并不理想，在文化遗产保护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
问题3：狩猎民族有没有信仰？有什么禁忌？
答：原有信仰基本已消失，过年都是跟着汉族一起过，节日也按照汉人习俗来过。当地萨满也没有了，精神的东西在消失，出现文化断裂、社会断裂现象。人类学的研究可以见证文化消失的过程。费孝通先生曾提出一个基本问题：现代化是否以牺牲民族文化为代价？保人与保文化问题？少数民族应该要保留自己的文化。
问题4：鄂伦春居民的第二代已不再饮酒，这种习惯的改变是如何做到的？
答：鄂伦春居民的第二代已不再饮酒与所受教育有关，这些年轻人，有的当过兵，有的高中毕业，对民族生存发展有着强烈的责任意识。因此，现在居住区第二代的猎民处于多方面的因素已经发生改变。
问题5：达斡尔人与鄂伦春的通婚的问题，您如何看待？
答：鄂伦春人与达斡尔人结合较多，鄂伦春人住在山上，达斡尔人住在山下，联系非常密切，其后代100%都登记为鄂伦春族，因为国家对鄂伦春的照顾要多得多，因此，国家政策对于当地居民的行为具有很大的导向作用。
问题6：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如何看待文化变迁后人们面对死亡的冷漠？
答：这是一个社会情感问题，比如说日本，面对地震，并没有表现出中国人的悲情，而是泠漠、坦然、秩序，这牵涉到一个对死的人类学研究，不同的人如何看待死，性格是一方面，就鄂伦春人而言平时很温和，不说话，可是一喝完酒，话就特别多，表现出的民族情感也较为丰富。而对于当地居民在面对死亡所表现出来的冷漠等更主要的是由于本民族的文化所导致。
问题7：鄂伦春居民自己对其“身份问题”是如何界定的？
答：首先是一种历史惯性，即其民族属性，这个很重要。其次是自身条件问题，如疾病，生活和精神的焦虑，狩猎民族一旦快速变迁遇到的问题都一样，不存在意识形态问题。
五、学习心得：
由麻国庆教授讲座得到的启迪与反思
我想跟大家交流一下麻国庆教授的讲座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些内容。
第一、田野的重要性。麻国庆教授的讲座主要是围绕着他自己多年来对家乡地区田野调查的基础之上展开的，整个讲座中，他将人类学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进行阐述问题，语言幽默，生动形象。更让我们看到了作为人类学工作者对待田野工作的重视程度，以及在深入田野调查地区的问题意识。
其二、“被”字的魅力。讲座中，麻国庆教授说过一句经典的话语至今仍在我耳畔响起，那就是：“变不正常的事情为正常的事情或者不正常的事情被正常化”。指出，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不正常的，但是在人们接触的过程中逐渐被救受，使其正常化。比如，猎民在现代化、工业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无形之中被卷入其中，在某种程度上，尤其是从民族传统文化角度来讲则带有一种“不情愿”的色调，但作为其自身又无法摆脱这种现代化等方面带来的影响，因此，他们实际上是处于一种被动的局面，被“主流”所牵着走。所以，一个“被”字用在这里可以说恰到好处，用的精妙，更能说明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具有独特的人类学魅力。对于我们初学者来说，在民族志等书写过程中，更要注重人类学书写的魅力。
启示让人不断进步，反思让人不断成长。麻国庆教授的精彩话语让我醍醐灌顶，收获的不仅仅是人类学学科知识，更多的是让我学会了反思。再次感谢麻国庆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座！
（文：田廷广、武玮、刘成）
第四场
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传播中的涵化、濡化与创新
时间：2012年4月21日
地点：第二教学楼 2311教室
主持人：史工会主任
主讲人：广西民族大学 秦红增教授
一、专家简介
秦红增，1990年于陕西师范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2004年于中山大学获人类学博士学位。现任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执行主编，广西民族大学社会学与民族学学院教授。兼任中山大学兼职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人类学；科技人类学；社会评估与咨询。主持负责过多项国家级、省级课题和研究项目。代表性著作有《手工艺里的智慧——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寻求内源发展:中国西部的民族与文化》、《人类学•弱势关怀》等数十部。在《民族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等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二，讲座内容
秦红增教授首先通过一些例子引出了他对当下的时代精神的观点：多样性、共生性与和谐性。多样性的表现有三种：一是自然的多样性；二是人类文化的多样性 ；三是人类个性的多样性。多样性是研究人类学民族学的重要前提，也是人类共同的宝贵遗产。共生性指的是各种文化间彼此共同生存和共同融通。和谐则是这个时代精神的归宿，也是我们研究任何一个问题的出发点或落脚点。秦红增教授还引用了《文化多样性宣言中》中的一段话：“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的特性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化。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象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从这个角度讲，人类学民族学所做的研究对人类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接着又谈到了全球化过程中，“全球化”和“地方性”这两者之间此消彼长的对应关系，有人乐观也有人悲观。秦红增教授认为，不管乐观或悲观，我们所看到的“发展”就是“民族文化的重构或建构”。人们大多对“建构”一词颇有微词，是认为“建构”的文化是不真实的。而事实上我们应该强调的不是文化的真实与否，因为真实本身就是个相对的、不稳定的状态。换个角度讲，这个问题应该是一个多样性的理解而非真实性的理解。中国文化本身就是多元化的一个最好例证。以中国的宗教文化为例，道教、佛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其他民间宗教，千百年来在中国和平相处、相安无事、并行不悖，是其他国家所做不到的。不管怎样的文化都能在中国落地生根，说明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这就说明了我们中国文化的特性，和区别于其他文化的多样性之间的关系是可以共存的。所以自发的“民族文化的重构或建构”就不应该人为的加以阻止。
通过上面的阐述，就进入了今天的正题，即以“天琴文化”为个案来探讨民族文化的变迁和创新。秦红增教授主要从三个部分进行分析：一是文化的涵化，二是文化的濡化，三是民族文化创新的可能性。
首先从涵化的概念来说，涵化曾是贬义词，最初泛指西化。现指一个文化的自主建构和扩展、传承与创新。文化要发展创新，必须接受外来的东西，进行主动的融合。当代的涵化是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在相对平等的条件下的文化反应，实质上是民族文化的“自觉”建构，是一个“吐故纳新”的过程。
以天琴为例进行分析，首先得到了一个文化前进发展的前提条件就是文化之间的平等接触。秦教授讲到天琴的那次轰动性的演出，是在对天琴的演奏形式进行改进的基础上才达到的效果：请专家修改过曲调、重新谱了新词，把曾经在民间的表现形式进行雕琢以适应舞台等等。这样改动之后，才使得天琴具有了与其他艺术形式进行比较和为人们所接受的平等话语权，才能够把这种文化更好的传承下去。
以天琴为例得到的另一个启示就是文化创新。文化创新的两个表现一个是顺应，一个是整合。顺应主要表现在民族文化如何适应外来文化的过程上；整合主要表现在民族文化在接受外来文化的过程中，民族文化通常会丧失一些民族或地方性的特征，内容上都会有些改变，但是这种改变对本质的影响不大；建构主要表现在任何文化只要能够给它带来一个最基本的载体或者能够形成一种职业化的东西，都可能带来更好的创新。
其次在讲到民族文化的濡化时，强调了濡化过程中“温故而知新”。如果说涵化是文化之间的一个互动或整合，那么濡化就是文化该如何传承下去的问题，也可以说是文化纵向传播的一个过程。濡化的过程发生在全球化的过程之中，原有的民族文化越来越显得后继乏人。基于此，从联合国到各个国家，从政府到民间都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措施，例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制度等等，这样的一些制度都有利于民族文化获得一个比较有效的传播，这就是既温故又知新。濡化更多的是和经济与文化有机地关联在一起的。
最后在提到民族文化创新的可能性时，秦红增教授把创新看作是“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的“自觉”过程。而正是因为创新，才有了传播，才有了文化变迁过程中以传承、建构为导向的而不是以毁灭、破坏为导向的涵化与濡化。只有在创新的过程中，民族文化才能不断的延续下去，才能形成一个生生不息的前景。
三、主持人评语：
秦红增教授从从全球化的角度探讨了民族文化的涵化和民族文化的濡化的过程，并以“天琴文化”为例，为我们做了深入的分析。而且对中国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也提出了自己的思考。秦红增教授作为一名学者在这次报告上拓宽了我们的视野，作为一名老师也给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学和年轻教师提供了研究方法上的启发。报告使我们受益匪浅，对我们未来的学习和研究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
四、专家问答：
问题1：请问秦老师如何从哲学的角度宏观的看待全球化的影响？
答：从哲学的角度看，就是辩证统一。曾经一分为二的提法比较流行，总的来说还是辩证统一。其实对于文化的研究应该是一维性的，文化有一维性、独特性、多样性等很多种表现形式。而这种一维性本身表现出来的就是文化，而没有什么这样那样的区分。
问题2：您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是否持一种乐观的态度？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又在哪？
答：我本人是非常乐观的。中国文化的优势就是把一切文化消融在中国的文化之中，让这些文化能够和平共处。不同的文化能够在中国的土地上和平共处本身就是对世界对人类最大的贡献。这种情况下，国外自然而然的就会对中国的文化感兴趣。中国文化的价值和前景是长期的，也许我们没有机会看到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的再次崛起，但是只要这样发展下去，就一定会到来的。但一定不是我们现在所认为的写些英文稿子，引进些国外的学者就算是全球化了，这是文化的软实力弱的表现。文化的软实力强的时候，我们的文化就可以在任何文化面前都能够做到“吐故纳新”和创新。以政治运动为形式来去除糟粕也是自身文化软实力弱的表现，现在这种情况少很多了，所以我们要乐观。
问题3：您如何看待田野点的选择？
答：第一个，要看问题选地点，看你要做的问题是哪里。而且选择的地点要具有代表性。第二个，要根据经费的多少。如果经费有限，田野点的选择范围就有限，在田野点呆的时间也就有限。反之，则可以比较充分的做完田野。第三个，要看该田野地区的可进入性，是否可以顺利的进入做调查而不被排斥；信息报告人也要有保障，要能够保障调查的完整性。不能仅仅因为田野点好就盲目进入，要能够有回旋的余地，保证田野调查的顺利进行和质量。
五、学习心得：
2012 年4月21日下午，聆听了秦红增老师为我院师生做的一场题为《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传播中的涵化、濡化与创新——从 “天琴文化”谈起》的报告。秦红增教授由“天琴文化”入手，深入浅出的分析了民族文化的特点与全球文化多样性的发展趋势。并以天琴文化为例，介绍了民族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的两个并生过程：涵化过程与濡化过程。并指出了在全球文化多样性的今天，民族文化必须创新，才能在涵化与濡化过程中得以延续和发展。秦教授的讲座，对我们研究民族文化的发展有以下三点启示：
一、民族文化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在全球文化多样性的今天，对一种民族的内涵和外延的深入探讨并将之放在一种全球语境中加以研究是一种必要的研究方式。诚如秦教授所言，在全球语境中讨论民族文化，必须要注意，民族文化是可以建构的，它的内涵和外延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而变化；民族文化也不是排他的，在全球语境中，它是与其他别种文化共生并且相互影响的。
二、在研究民族文化的过程中，要注意民族文化的涵化与濡化两个过程，并在关注这两个过程作用于民族文化的同时，研究会对民族文化产生何种影响，从而进行定性与定量研究。既要注意这两个过程对于民族文化的改变程度，也要注意民族文化在多大程度上能对其涵化与濡化的他种文化进行包容与吸收。
三、创新是民族文化的生存与发展在全球语境下的必由之路。不论是对于他种文化的顺应，还是对自由文化资源的整合，亦或是对他种文化与自由文化进行的建构，均属于民族文化的创新过程。在全球文化多元化的语境中，创新是民族文化为了求得生存与发展的一种“自觉”的过程。
（文：孙婷婷、沙志辉、周静宜 ）
Ⅱ、专 家 访 谈
时间：2012年4月23日 上午9:00
地点：西藏民族学院
访谈对象：秦红增教授
访 谈 人：孙婷婷、沙志辉、周静宜
访谈内容：
1，问：在报告中您提到了您写的《手工艺里的智慧——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这本书，您是如何研究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的？
答：研究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主要是从它的传统技艺、生计模式入手。之所以研究技艺和与之相伴随的生计，是因为生计是和文化密切关联在一起的，可以说生计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往往从细微处入手，以小见大。一个工艺，一种生计，都可以代表这个民族的生存智慧，以及对自然、社会和他自己宗教信仰的一种关怀，这是个不可分割的系列的过程。它能够从宗教信仰到人间节日再到个人的生活贯穿这个群体的始终。
2，问：您参与了众多课题的研究，近些年来您的研究重点和工作重心在哪些方面？
秦：近年来我们主要做了三项工作，第一项是关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的研究。主要是从他的传统技艺——生计模式入手。由于是跟文化密切关联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可以说，生计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当代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就我个人的理解是从细微处入手，以小见大。一种传统工艺、一种生计都可以代表着这个民族生存的智慧，也是这个民族对于自然，对于社会，甚至包括对于它自己的宗教信仰的一种关怀。传统工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系列的过程，贯穿于这个群体从宗教信仰到民间节日，再到个人的生活习惯等等，反映了这个群体的总体技艺的内容。
第二项是关于民族地区的和谐乡村建设问题的研究，研究成果《乡土变迁与重塑——民族地区和谐乡村建设研究》也即将出版。比较民族文化的研究而言，乡村建设问题的现实性强一些。研究乡村的建设，从国内来说，选取政治学的角度来研究的比较多，而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的比较少。如村民自治、村民管理、体制建设等等，包括家族、宗族、社会组织方面等内容。但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有意识的把这些政治学角度的东西略掉，而从我们擅长的文化角度出发，从生计、工艺等方面入手去研究。
提到和谐乡村建设离开不“和谐”二字，社会文化的和谐是我们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社会的和谐，牵扯到我们对经济的发展的认识，即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注重人文关怀。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我们曾经有意识的对农村妇女的发展、农村的留守儿童和农村老人的养老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和探讨。关于养老问题，大家一直存在着直观的、先入为主的感觉：老人们大多没有自力更生的能力的。其实相当于百分之八、九十的农村老人还是能够自主养老。文化的和谐，就是民族文化的创新与融合，新的建构与传播。反思整个人类以牺牲自然或以牺牲他人的利益来传播文化的思路是不可取的。和谐发展，就是要把损失降到最少。具体到民族地区那就不能仅仅强调经济的发展，更要关注生态、文化和习俗，切不可千篇一律，要将为每优秀的文化传承下去。这是用民族学人类学在研究这方面文化时的优势。很多民族地区的文化，刚刚开始重新走上发展的轨道，台湾称“复振”，大陆叫做重构、建构。我在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上发过一篇关于消除贫困与社区营造方面的文章介绍了两个典型的事例：在消除贫困方面举的是孟加拉国的小额贷款的例子，主要是小额贷款在社区消除贫困方面的一些意义；在社区营造方面举的是台湾北浦的一个镇的例子，主要是这个镇中的民间人士，在社区营造方面做出的一些努力，值得我们借鉴：北浦的这个地方有个客家古镇，在中国大陆类似的古镇也很多。他们的做法是在网上申请报名，每个星期的星期六，都有一百个人有机会到这个地方来参加镇里的活动，这边组织车辆，免费进行导游，包一餐中午饭，也不收任何门票。这样宣传不仅扩大了知名度，而且大家也都觉得会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这就形成了一个正效益：社会效益有了，经济效益也有了，来的人都买了很多东西带回去。
第三个是一个正在筹划中的项目，关于中越边境或中国与东盟文化交流的研究，以及跨境族群交流这方面的问题。这个项目是由广西独特的地域位置决定的，但是这方面的研究受限于出国调查和国家安全等问题，做起来会有些困难。
3，问：
秦：我们首先就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在不同的具体环境中，就会有不同的问题。国内的养老问题很多人都归罪于外来文化的影响，认为是西化造成的传统孝道的丧失。伦理学家建议重新实行传统教育，个人不完全同意，因为文化环境已经改变了，传统文化能够适应的范围也越来越有限。现实当中的养老问题与孝道本身无关，是为了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所产生的结果。有些做法的确不可取，但是没有必要上升到道德的层面上来。留守儿童隔代抚养的问题也是眼下中国的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从目前来看，比较好的解决方式不太多。在这个一个既成事实不可改变的情况下，能不能在隔代教育或同辈教育的一个基础之上使这些孩子的教育水平得到提升。因为大量的例子表明，即使父母在身边，小孩的学习也不一定好。所以说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这一问题的前提本身就是一种先入为主的观点或者说是悖论。不过在其他方面的影响比如说缺少亲情的情况下，性格的形成上的影响则是很难界定的。所以这个问题可能更多的是个实践方面的问题。因为留守儿童的问题不仅仅是当代才出现的一个问题，其实只要社会存在这个问题就会有。例如过去父母一旦到哪里工作，离家远的话，小孩就丢在老家里由爷爷奶奶抚养。还有像单亲教育，也存在这个问题。现在只能一步一步的在现有的条件下去发现一个解决这些问题的合理的途径。
4，问题2：与文化多样性相对的文化相对论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引用，您也提到要从文化相对论和文化整体观的角度看待少数民族文化，您觉得文化相对论是否适用于所有的弱势文化？“文化相对论”自身又存在哪些缺陷？
答：在我的一篇关于文化冲突的文章中提到过，文化相对论它肯定边缘文化的价值，尊重边缘文化，但是它的最大缺陷就是没有涉及到弱势群体对自身文化的态度，也没有反应文化内部的中心与边缘的对立。文化相对论就是承认每一种文化都是有价值的，虽然这个大前提是对的，但是如果这种文化本身就对自己构成束缚和限制，那就不能用文化相对论这个观点。也就是说任何不存保留的、没有任何底线的去用文化相对论来作为阻碍文化发展的借口，就不能用文化相对论这个观点。一些很不卫生的习惯，例如大家同喝一碗酒，虽然它也是一种文化习俗，但是我们还是要改进的。还有些例如杀长子的习俗，溺女婴的习俗，所以我们对于任何文化都要从关怀客体的角度进行判断。
5，问：您作为一位核心期刊的学报的主编，在访谈结束之前，请您给我们研究生在论文写作和田野调查提些建议，提升我们现阶段的论文质量。
秦：以人类学为例，期刊上选择文章，需要以扎实的田野为基础做出的成果，文章的质量要过关，教授、博导的文章写的不好也不用。而要想发在核心期刊上，就要以核心期刊上的文章为标准，多学习，多模仿。争取做到三个一：做好一个田野；做好一个学术回顾，领域内相关性高的学术回顾，要找到对话点，找到这个问题的研究重点在哪里；写好一个论文。
田野中最重要是要懂得尊重，而对于田野调查的方法有一些我个人的经验来分享一下。做田野调查里要讲四勤：腿勤，多走路，对田野地区要有个通盘的认识；耳勤，多听，而且要留心听，尽可能做到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脑勤，多思考，多分析；手勤，多记，好记性也不如烂笔头，很多灵光一现的想法都是很好的想问题的角度。
（文：孙婷婷、沙志辉、周静宜）
第五场
“琼鸟之巢”：探寻青藏高原碉楼起源之迷
时间：2012年4月23日 下午16:30
地点：多媒体教学楼 T102教室
主持人：西藏民族学院民族研究院院长 索南才让
主讲人：四川大学 石硕教授
一、专家简介：
石硕，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2000年6月获四川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教育部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专家（民族学科组）、四川省学术带头人。担任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民族学会副会长等社会工作。主要学术特长是运用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藏族历史、汉藏关系、藏族与周边其它民族关系、藏族与中原王朝政权关系史研究。其专著《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荣获“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主要论文有《西藏人口的地理性及其发展趋势》、《藏传佛教寺庙与所属社区关系的个案分析》等。
二、讲座内容：
4月21日，石硕教授以自己亲身经历为个案，为我们做了名为《“琼鸟之巢”：探寻青藏高原碉楼起源之迷》的学术报告。报告以碉楼的起源为线索，就这种川西特有的文化遗产进行了细致的研究。
首先，石硕教授向我们叙述了川西高原的山岗、河谷、村头经常可以看到的一种别致的石制高耸建筑——碉楼，以及当地村民基于现实利益考虑，正在大量毁坏碉楼的现实。并对这种现象表示了一定的忧虑与关注。正是基于这种人文关怀，石硕教授产生了对碉楼进行研究和保护的初步想法。石硕教授以生动的图片、配合精彩的点评就川西碉楼给予了我们直观的认识。在此基础上，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大部分人普遍存在的认识误区，碉楼是为防御而建的吗？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石硕教授没有直接解释。他是采取精彩的逆向思维方式让我们自己解答。即假设推论成立，从而得出了两个推论：第一，防御发达必然与战争频繁有关，而碉楼分布体现族群的相关性。所以，位于川西北的嘉绒藏族地区是川西高原战事频繁的地区；第二，碉楼在某些地区和村寨密集程度难以想象，如果皆出于防御需要，那一千多年来该地居民几乎都生活在打杀之中。从史实来看，很显然以上两结论皆不能成立。否定了推论，也就否定了原先的前提。在这个基础上，石硕教授很自然的提出了一种特别的人类文化现象——古老历史遗留与文化现象。古老历史遗留与文化现象，原初意义可能丢失，后人就其派生意加以解释，往往导致一定的误读。这样就合理的诠释了人们对于碉楼产生误读的历史原因。
其次，石硕教授便提出了碉楼的真正起源的问题。他一方面通过田野调查和对地方民族志的研究，得出碉楼应该与宗教、祭祀活动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汉文史籍对碉楼的最早记载说起，提到了“邛笼”与“碉”之得名的起源。再结合唐代李贤所注《后汉书》中，对“邛笼”的注释，“按今彼土夷人呼为雕也”。从而发现了碉楼这种建筑与“雕”这种飞禽之间的联系。那么，“邛笼”与“雕”所指“大鸟”是一种什么鸟？石硕教授从东汉时期居住于川西高原的族群入手，结合马长寿先生的研究成果，通过大量参考当地民族志和一系列的田野调查，发现了嘉绒藏族当地巴底土司、瓦寺土司、绰斯甲土司祖先来历均与一个“琼”鸟生蛋的传说有关。可见，“琼”是嘉绒地区重要族源符号，“琼”代表其祖居地，嘉绒藏族是从“琼部”地方迁来。这就为我们一步步揭开碉楼的奥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在此基础上，石硕教授又提出了几个重要史实：1、“邛笼”与“琼”均指一种大鸟。2、“邛笼”与“邛”与藏语“琼”音相同。3、建碉的冉駹夷与嘉绒藏族有密切联系。4、所以结合汉文史籍，“邛笼”一词的含义很可能是“琼鸟之巢”。由此可见，“琼”是解释碉楼起源的关键。石硕教授经过研究发现，“琼”是古老本教的联系符号，与本教的发源地象雄有关。“琼”本身形象来源于印度，在印度被称为GARUDA。在印度，具有出色捕食能力的GARUDA成为崇拜的对象，进而引申成为皇室、权力的象征。那么，本教是否与碉楼存在联系呢？经过大量的走访和实地调查，石硕教授发现一个重要的现象——碉楼的分布与本教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对应关系。碉楼分布密集的地区，往往本教盛行、民间文化土壤也较为深厚。
根据以上线索和史实，石硕教授顺理成章的推出了碉楼，即“琼鸟之巢”的文化起源和基础。在青藏高原碉楼建筑的研究领域，得出了三条重要结论：第一，碉楼并非因为战争相关的防御性而产生。其原初面貌意义是一种与早期本教信仰密切联系的祭祀性建筑，表达对“琼”这一神鸟的崇拜之情。第二，“琼”来源于印度的GARUDA，是其与藏族本身存在的“上界”观念，“天神”崇拜以派生的以“高”为神圣等文化观念相互融合的结果。第三，碉楼产生于7世纪以前本教流行时代。本教“卵生”观念与“琼鸟”崇拜是青藏高原碉楼起源的直接文化土壤和思想基础。
最后，石硕教授谦逊的指出今天就碉楼的观点仍是一家之言，并鼓励青年学者敢于质疑和发问，强调不要迷信所谓权威或“常识”。石硕教授提到，历史上任何学科的突破，都是建立在突破所谓“常识”的基础之上。学术需要百家争鸣才能真正发展。
三、主持人评语：
西藏民族学院民族研究院索南才让教授给予了此次学术报告做了精彩的点评。索南才让教授指出，石硕教授以碉楼这种川西特殊的建筑为切入点，深入浅出对汉藏文化之间，尤其是藏彝走廊地区的文化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并对碉楼的起源和特点做了精辟的总结。这种历史人类学的观点，非常合理并且引人入胜。最后对石硕教授为我校师生所做学术报告表示了诚挚的感谢！
四、学习心得：
聆听石硕教授的《“琼鸟之巢”：探寻青藏高原碉楼起源之迷》学术报告，无疑对我们今后做藏族的历史与文化研究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下面，我就报告内容出发，与大家分享一下所学之心得。
首先，石硕教授这次的报告，突破传统的历史学研究思路，运用历史人类学的研究途径，从《后汉书》等古籍出发作为研究线索，采取田野调查和借鉴地方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近年来，随着历史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历史学本身的发展，在缺乏文史资料的情况下，以人类学和考古学为支点的史学研究方式，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正如石硕教授指出，与其闭门造车，不如去当地进行实地考察。研究正在流失的文化遗产，呆在书斋里是无法做出什么好文章的。
其次，就大部分人所了解的川西碉楼，防御无疑是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可追根溯源，石硕教授经研究得出，碉楼的起源与西藏传统宗教——本教息息相关。这是一种以祭祀为核心作用的宗教建筑。这种打破传统思维定式的研究思路，具有很强的创新性与现实性。当然，这样突出的研究成果与石硕教授刨根问底的治学态度是分不开的。更加难得的是，石硕教授在报告上对中外史实旁征博引，汉藏文献如数家珍。也许，只有渊博扎实的学术功底，才能真正在史学观点上突破创新。
对常识的逆推理，让我们体会到了史学的无穷魅力。也正是无数学者呕心沥血、孜孜不倦的研究，才使我们能够小心翼翼的从尘封的卷帧中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最后，非常感谢石硕教授今天好好给我们上了一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历史课！
（文：李圳 ）
第六场
汉藏边缘近年研究动态
时间：2012年4月25日 下午16:00
地点：第二教学楼 2311教室
主持人：西藏民族学院民族研究院院长 索南才让
主讲人：加拿大彭文斌研究员
一、专家简介：
彭文斌，博士师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著名人类学家郝瑞教授和知名藏学家爱博斯坦教授，现为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聘任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西南民族大学教授，主要从事西南人类学学术思想史研究和灾难人类学研究。2011年受聘为西藏民族学院兼职教授。
二、讲座内容：
（一）汉藏边缘研究主题多元化
（1）朝圣—90年代，神圣空间与文化实践成为研究核心
（2）族群认同与地方构建
1，族群观光认同
2，教育与认同构建
（3）信仰、仪式与社会变迁
（4）地方王权与“朝贡”体系
（5） 康区近代历史与文化研究
（二）当代汉藏边缘的研究特征
实践性；社区关怀；现代性；历史化；表征性。
（三）结语：走向区域与多元的藏学
汉藏边缘的研究体现出的方法上新趋势如多元的方式、学科的交叉、以实践为主导、区域研究的中心化，以及主题的多样化如族权与地方认同、地方历史的书写、政治与国族的建构、旅游与发展、现代性的思考等等。这标志由地域族群所引导出藏学研究在西方的新发展方向，这种区域与边缘的研究态势，也越来越与国内近年对藏学区域性和历史人类学进行探讨的趋势相契合。
三、主持人评语：
西藏民族学院民族研究院院长索南才：彭老师对国内外最近研究的状况从三个方面给大家做了介绍，一是动态、二是研究的内容、三是研究的特征。
四、专家问答：
问题1：在汉藏边缘地区兴起了“康巴学”，您如何看待“康巴学”的建构问题？它和藏学的关系应该怎样界定？“康巴学”未来的发展趋势会是怎样的？
答：有关“康巴学”的讨论涉及到了这些年来四川藏学的发展动态。刚才我没有说“康巴学”，说的是“康藏研究”、“康区研究”。换句话说，我没有用“藏彝走廊”，而是用的“汉藏边缘”，这是有原因的。2006年，召开第一届康藏会议以来，这其实代表的是不同的学术理念。据我所知，“汉藏边缘”可以代表一种更加宽泛的概念，因为“藏彝走廊”的研究既没有彝族学者在里面发表作品（参与其中），也没有藏学学者在里面做更多的研究。所以，“藏彝走廊”的这种提法（实际上是想说藏语支和彝语支的两大民族体系），这个概念它的严谨性在哪里，还值得商榷。当然“汉藏边缘”实际上是一种西方的说法，更容易把这看成是两大板块之间的运作。之前极力在搞“康巴学”的包括李绍明先生、杜永彬先生和石硕先生。在第一届康藏会议上，安多的学者也说要做“安多学”。“学”的概念就是要有学术的传承、门派、相关的理论和相关的继承，现在国内的“学”是很多的，我的意见是反对“康巴学”的建构。因为我认为这只是一种区域性的说法，如果建构起来，那“藏学”和“康巴学”究竟应该是谁统说谁呢？“学”是一种普通的概念，他有范式有方法论。那么“康巴学”的方法论在哪里呢？它和其他学科的关系在哪里呢？所以说，我认为目前来说“康巴学”还缺乏严谨的修饰。既然叫“学”，就要有相应的传承、门派和理论，学术影响也是相对固定的，“康巴学”都还没达到这种地步。所以我更倾向于把它叫做康区研究、安多研究或者康藏研究。因为当年费孝通先生的提法是，“藏彝走廊”是以康定为中心画圆，费先生从来也没有注释为什么要以康定为中心来画圆，费先生也没有跨入藏学的研究范围，那么康定究竟有多么大的影响意义？我一直都在追问，费老的这种没有注释的界定以康定为中心画圆的这种理论在哪里。在这一点上，我是不同意四川学者的，因为他们在学术资源的获取上，以及在学术的界定上，创建的决心高于界定的严谨。
问题2：近年来汉藏边缘的文化冲突和融合的状态是怎么样的？
答：这是一个亨廷顿和彭文斌之间的讨论～讨论的是文明与地域之间的冲突。我想应该这样去看，从这些交界地区的历史来说，是有些相互的资源竞争。但是更多的时候我想会是一种物质的流动，移民与人口的流动。一方面是汉区向藏区的移民或者冲突，例如赵尔丰对康区的移民；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交融的时候，康区的子弟也会来内地求学、谋职等等，来表达自己的声音。所以说，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亨廷顿是个政治学家，他更容易看到是文明之间的冲突的问题。亨廷顿的理论主要是在冷战以后提出板块的分割，来证明文明之间的冲突。其实，作为人类学家或者社会学家，更多的应该看到的是文明的板块之间的一种接触。我们以历史来看，康区的大大小小的土司，他们不断的会到京城去，会去领赏和缴纳贡赋。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有另外的一种指向：以康区为例，有的神山具有地方性，像墨尔多神山，它就和乾隆时代的封神有很大关系。这一地区也有套西藏朝向的大大小小的神山，从这一点来看这一地区就会更多的看到文化之间的交汇和杂糅。虽然之前也存在过竞争，但是这一地区更多的是一种能动与和谐的关系。对这类地方应该叫“中间地带”，因为在这里就算是同一个地方的人都会有不同的认同感和认同取向。我觉得在这一地区更能够提供一种和谐的模式，而不是一种冲突的模式，就是因为这里很符合一种交融、融合的现象。
问题3：请问老师对松潘地区的民族的居住方式和聚居范围的不同有什么样的解释？现在“康区研究”和“安多研究”有很多，从行政区划来分，哪里算安多，哪里算康区？
答：现在的居住方式和聚居范围有很多的历史原因在里面，不光是松潘，在贵州的很多地方也是这种梯级分布。很多时候，分布都有一种先来后到和职业取向方面的考虑。当然也有信仰方面的考虑。虽然住在山上我们会觉得生活上有些不便利，但是神山都在那里。如果不在山上住，神就没有依附之处了。松潘有可能是藏学研究的最重大的一个突破点，因为在汉藏边缘的集镇中，有很多现象可以从这里找到答案。不过说实话我也不太清楚，为什么他们要把松潘划到安多地区。
问题4：现在的研究向地方性和区域性转变的趋势很明显，它的出现有哪些必然性，您是如何看待这种转变的。
答：对于西方的学者来说，进藏的环境相当有限，所以多集中在安多和康区这一地带。但是更重要的因素，是在国际学术思潮之下，地方性的作用都在突显。因为大家都意识到，不能再像过去一样仅仅考虑怎样写“他人”的问题。体现了在新的情况下，对科学主义和客观性的反思。大家都更加强调一种自我的认同感和方向感，开始更多的强调对他者的尊重，这也代表了一种国际思潮下的文化多元主义的趋势。
文：孙婷婷、沙志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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